也许因为少有全国性的活动来到边疆，新疆人对本次书市显得格外热情。而很多出版社的同志却是带着改制和摸索新模式的疲惫来到新疆。忙里偷闲，大家都想在新疆的旷野、草原、山川中释放一下压力和劳累。许多朋友不等书市结束就投入到了新疆的美景中。处在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出版业，似乎也因新疆书市松了松一直紧绷的
论坛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就是刀郎那首歌里唱到的著名的“八楼”――举行。演讲的嘉宾中有两位――邬书林和陈昕――格外惹眼，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地位，也因为他们俩都参加过去年的论坛。如果翻出天津的谈话，两厢比较颇有心得。
时隔仅仅一年，他们二位的讲演内容变化不小。最大的不同，就是把眼光集中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上。他们二位各自从政策走向和企业操作两个核心环节指点书业。
创新成就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抓住“创新”这个关键词，指出中国出版业的出路是“自觉为创新型国家服务”。简要勾勒邬书林的“出版创新逻辑”为三句话：“出版‘创新’；出版促进创新；创新成就出版”。也就是说：要系统出版社会的创新成果；出版的创新再达到促进社会的创新的效果；通过自身创新使出版业走向成熟和发达。
相较之下，去年在天津，邬书林在谈到中国出版业发展趋势和展望的主题时，主要列举的中国出版业的三大困境：过分依赖教材教辅出版；缺乏诚信的市场环境；盗版阻碍出版发展。而今年，除了在谈到构建开放、有序的大市场时再次强调诚信之外，其他两个问题没有太多涉及。这其中的用意很多行内人都能“心领神会”：目前出版业的问题大家都明白，总署也在全力解决。有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只能慢慢来。只要大家想办法从新的领域寻找突破，老问题就会不再成为困扰。
关于教材问题，邬书林说，对于这个问题他想重复常讲的三句话：一是教材改革是大局，是大势，不能从出版业的狭隘利益出发看问题；二是许多出版社，尤其是许多地方出版社的生存和发展都依靠教材，这点是现实，总署很清楚；三是无论怎么改，任何时候教材出版都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工作，这个认识不能动摇。
对于打击盗版的问题，邬书林列举了数字，说明了打击盗版有了很大进展。对于这个观点大家也普遍认同，目前虽然盗版依然存在，但是其猖獗态势确实得到遏止。
邬书林副署长在发言的末了提示大家，《网络数字出版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实施，相信许多网络出版的问题到时将有个明确的说法。
融资要“警惕多元化陷阱”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昕细说了世纪集团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探索。这与他去年“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论题也有明显不同。这种区别的原因，似乎是世纪集团经过又一年的艰苦工作，探索的新模式也更成熟，尤其在投融资方面，陈昕详细分析了世纪集团的股东构成和董事会的决策机制。
在集团化后的投资问题上，陈昕力陈“警惕多元化陷阱”！他说，出版业不管怎么做，都应是内容提供者，是内容产业，不应偏废主业。如果出版的专业化经营达到规模，出版集团靠出版发展是完全现实可行的。他还引用国外大的出版产业集团回归主业的例子，说明“警惕多元化陷阱”的前瞻意义。
陈昕的讲演也有一些与去年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可见这些依然是他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理论基础。如对图书产品公共性的认识；对数字化改造和管理出版业的重要意义；对于出版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析等内容都一直是陈昕津津乐道的。
陈昕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他认为的中国出版业的使命：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中国人的文化资源。这个宏观的理念也许正是他前面许多判断的根本出发点。
在自由提问阶段，有关国人阅读率下降的问题，陈昕专门提到他在本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中华读书报》上的那篇文章已经把这个问题谈得很清楚了。他再次强调，所谓阅读困境只是社会转型期的暂时现象，出版界不必过分担忧，在西方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形，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总体调整，我们必然能走出阅读困境。同时，他也强调了网络对纸质出版的巨大影响，认为应当积极参与和引领而不是回避或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