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试图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的人来说，长期以来政治话语的禁忌与纠缠始终是一大困境。除此之外，史料匮乏也是一大现实难题。因此，2000年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甫一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其中的史料卷颇受学术界好评。
该书编撰者封世辉先生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由他参与主编的《中国
笔者未能购得此书，且因图书馆的借阅期限，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从图书馆里借出放在手边随时翻阅，而翻阅中常常有意外的收获。然而正是因为细读了一些篇章，发现这本史料卷的编校质量有些问题，有些地方明显的编校差错已经影响到这本工具书的使用价值。这里只举有关师陀的一些章节来谈谈该书的硬伤。
本书选取了沦陷区的一些重要作家，简述其生卒时间、别名与笔名、籍贯、简历与主要文学活动、发表作品报刊以及主要作品、作品结集出版情况等，对我们了解沦陷区文学的基本史实至关重要。其中，有很多作家的生平行状都是经过封先生的搜集整理，第一次如此丰富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重要作家小传”有关师陀一条（第327―328页），短短的一页多文字，却有好多处错讹。
1、笔名错误。小传中这样介绍，师陀“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师陀、君西、康了斋、李孟、韩孤、佩芳、朱梵等”。其中“李孟”应为季孟，师陀1941年7月在开明书店出版其中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时曾署这一笔名。而“朱梵”是柯灵曾经用过的笔名，1944年9月1日《万象》第4年第3期至1944年12月1日《万象》第4年第6期连载了师陀与柯灵合作改编的《夜店》，该作品改编自高尔基的同名剧作，署名为“师陀、朱梵”，1948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时署名柯灵、师陀。而师陀自己并未使用过“朱梵”一笔名。
2、篇名或集名或体裁错误。小传中所列举的诗歌“《丢失了太阳的人》”应为《失丢了太阳的人》，短篇小说集“《门里拾记》”应为《里门拾记》，小说集“《野草集》”应为《野鸟集》，散文集“《正海手机》”应为《上海手札》，中篇小说“《无言的村庄》”应为《无望村的馆主》，散文诗“《夏后记》”应为《夏侯杞》。“小说集”《江湖集》应为“散文集”。
3、时间错误。小传中介绍师陀“1932年高中毕业赴北平谋生，参加反帝大同盟，并与汪金丁、徐盈等创办文艺刊物《尖锐》”。实际上，据师陀在《两次去北平》一文中自述，他第一次去北平应是1931年7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便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而散文集《黄花苔》的出版时间应是1937年3月，而不是小传中所说的“1937年2月”。另外，“上海失守后到太平洋战争前在《文学集林》《文艺杂志》《文汇报・世纪风》《正言报・草原》等报刊上发表作品”，此处表述也有误。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王鲁彦在桂林主编的《文艺杂志》创刊于1942年1月15日，时间上要晚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师陀曾先后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期待》、《说书人》、《邮差先生》、《灯》等。由于战时邮路不便，未能及时看到发表的刊物，师陀后来又将其中的《期待》、《说书人》、《邮差先生》修改后发表在《万象》上。
另外，“华中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中对于《万象》月刊的介绍中，涉及到师陀的地方也有错误，如第677页介绍第三年柯灵接编开始，《万象》变成以新文学为主的刊物时，说新的《万象》发表了“芦焚（师陀）的《荒野》等长篇小说，芦焚的《狩猎》《期待》《绅士淑女》《说书人》《一吻》《孟安娜的堂兄弟》……康了斋（师陀）的《夏侯杞》《李定国及其他》……朱梵（柯灵）、师陀据外国同名小说改编的《夜店》《飘》”。其中《荒野》是师陀发表于1943年7月1日《万象》第3年第1期至1945年6月1日《万象》第4年第7期的长篇小说，未刊完，发表时署名师陀，不是“芦焚”。而小说《绅士淑女》发表于1944年5月1日《万象》第3年第11期，真正的作者是叶弦，而不是师陀。小说《李定国及其他》发表时署名芦焚，并不是“康了斋”。“《孟安娜的堂兄弟》”应为《孟安卿的堂兄弟》，此篇名小传中曾出现，此类前后内容矛盾之处该书中还有不少。“朱梵（柯灵）、师陀据外国同名小说改编的《夜店》《飘》”，此处表达也不够准确。《夜店》是朱梵（柯灵）、师陀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剧作改编的，并非同名小说。而《飘》的改编系由朱梵（柯灵）独立完成，此处指出朱梵即柯灵的笔名，这与“小传”中将朱梵列为师陀的笔名显然也自相矛盾。
从总体上看，史料卷因其开拓性和深远的学术价值，已成为从事沦陷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著作。与全书所提供的丰赡的学术信息比起来，这些细节上的问题自然并不会伤筋动骨，却影响了该书所应具有的工具性和权威性，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遗憾。封先生在前言中讲述了编写思想和编写经过，其追求一手资料，注重考证与辨析，这虽是史料工作的应有之义，但落实到实际过程中，却一定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酸楚。而作为出版者，在码洋和利益大于一切的出版形势下，广西教育出版社抱有扶持学术发展的良好意愿，斥巨资成此大系，实在要有些过人的勇气和胆识。不过，一件本来惠及士林、功德无量的事，由于手民误植、编校马虎等原因而留下诸多遗憾，这是很可惜的。笔者以师陀为例对该书略加迟到的“吹求”，乃是看到以本书在沦陷区文学研究方面无可争辩的工具性和权威性，其硬伤更容易以讹传讹，期望再版时作者与编者能将这些错讹一一加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