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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前9章是按不同时期划分的，从“高卢―罗马时期的巴黎”到“战后的巴黎”；而最后一章却是按内容单列的“艺术家的巴黎”，介绍三个重点：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成为世界各地艺术家圣地的蒙马特、蒙帕纳斯（又译“蒙巴那斯”）和圣日耳曼草场。――这样的章节设置和内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巴黎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那约半个世纪在巴黎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正如马振骋在其法国文艺随笔集《镜子中的洛可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中指出的。“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还没有想到巴黎去学绘画的”，因为在那之前，法国艺术并不浪漫，而是被官方控制得很死板；自从19世纪下半叶反正统的印象派诞生后，才影响到“全世界有志于艺术的青年都到巴黎来”，“把巴黎看作艺术的圣殿”。
爱尔兰人乔治・莫尔是先行者之一，1872年―1882年，他曾在巴黎学画10年。不过，他绘画一事无成，倒是期间广泛结交巴黎文人名士，文学上初露锋芒，卒成为一位唯美派颓废作家。后来他写了一本《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讴歌“巴黎的一切都令人愉快”；“各种思想在巴黎畅通无阻”；“我在其中发现了可以抚慰生活中的一切平庸的东西！”在这个“充满梦想的城市中自由地做过许多空幻的梦！”“我年轻时就像一个情人一样来到这里，把自己交托给巴黎”。――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生活的超越平庸，梦想的得以实现，正是一代又一代年轻艺术家奔赴巴黎的原因，后来者对巴黎的种种赞美，都不出乔治・莫尔这一基调。
但是，乔治・莫尔回忆像情人般的巴黎，更主要是在回忆巴黎的情人，和他在巴黎作为一个情人的故事，“享受记忆里留下的过去的情感和激动，回味曾沸腾过的情绪”。关于巴黎文人艺事的内容则很少，比如他谈到兰波去了探险，“但魏尔伦更喜欢做文明的野蛮人，所以一直留在巴黎”。这样有价值有意思的记述，只不过是他在沙龙遇见魏尔伦时，为了向女伴炫耀见识而作的评点，是他某段风流史的点缀。
进入20世纪，尤其是头30年，巴黎迎来了作为世界文化之都的最鼎盛阶段，塞纳河两岸的艺术家、作家星光熠熠，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风起云涌。法国作家达恩・弗兰克就此写过一部文人艺事总汇式的专著，中译本先后有海南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的《巴黎的放荡――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的《巴黎的盛宴――1900―1930年间的艺术巴黎》（均为王?华译。后者书名更佳，订正了海南版正文中一些非通行译名，但并未全部改正，如将斯泰因译作“斯坦”等等；而且把海南版书前一批当年人物的珍贵照片基本删去，可惜了）。
此书以翔实的资料（尤其“充分采用见证人的记叙和回忆”），描述巴黎作为世界现代艺术中心的年代。作者通过大量趣闻逸事，栩栩如生地揭示了那时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的面目，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创作、爱情、友谊；从而记述了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和左岸蒙巴那斯这两块艺术高地的兴起与衰落；并由此描绘了当时先锋派社团和流派的产生发展、艺术史的进程。那时候，每天都有美事或丑闻、狂欢或战斗，那种种崇高与卑微、圣洁与放荡、追求与堕落、光荣与悲苦、喧嚣与骚动……真个流金溢彩，令人眼花缭乱，如品一场“巴黎的盛宴”！
《巴黎的盛宴》详细写到的，还有阿波利奈尔、莫迪利阿尼、朱勒・帕森（作者视这三人分别在1918、1920、1930年的死亡，为三个时代――实质是一个总时代――的结束）、马克斯・雅各布、卢梭、马蒂斯、勃拉克、保尔・福特、杜尚、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等奇才特行的风流人物；上一代的塞尚、雷诺亚、莫奈、普鲁斯特等名家，其晚年生活也有提及。――此书可称得上是现代艺术史的一个宝库，随便捞一些出来都能写成专文（马振骋《镜子中的洛可可》里面有好几篇，就采用了相同的资料和叙述口吻）。当然，文本内容丰富多彩的基础，是那个时代本身的丰富多彩！
至于曾身历这一盛世的当事人记录，海明威的《流动的圣节》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巴黎“圣经”。它是优美动人的散文，以生活的回忆为主；而另一位曾同时游学法国的美国诗人、评论家马克科姆・考利，则侧重写了“思想的叙述”：其《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用整整三章，记述美国“迷惘的一代”前往法国接受文化熏陶、通过“巴黎朝圣”来形成文艺思想的经历与思考。当中特别精彩的，是对普鲁斯特等五位当时欧洲重要作家的描述、评说。它虽是一部文学断代史，但文笔也相当漂亮，如说巴黎总是让人兴奋、心醉神迷，以致只需饮清咖啡就行了，“因为你相信巴黎本身就含有足够的酒精”。
类似这样的见证者回忆，还有斯泰因《艾丽丝自传》等；接近《巴黎的盛宴》的，则有让-保尔・克莱斯佩勒所著《毕加索时代的蒙马特高地（1900―1910）》、《伟大时代蒙巴那斯的日常生活（1905―1930）》，它们写法、体裁不同，内容和叙述对象范围各有偏重，可互为补充。巧合的是，我凭自己架藏检出的这两组书，后三本是后来的法国人写的，前三本则出自当时的美国人之手。这一点倒是巴黎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法国人一直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但正如前述，当年云集巴黎的文人墨客，外国人（包括美国人）占了极大分量，他们得益于巴黎、汲取于巴黎，也反馈了巴黎，共同绘就巴黎艺术黄金时代的瑰丽画卷。
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的开篇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年青时代，那么，以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终篇时说：“当年的巴黎一去不复返了，不过巴黎始终是巴黎……”他说得那么动情，但是，一方面巴黎和年青时代始终在心中，另一方面却已一去不复返。马振骋《镜子中的洛可可》第一篇写到：“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海明威每次在巴黎试图找回二十年代的激情和纯真，每次都失望。”克里斯蒂娜・凯拉尔特等著《走在昨天的巴黎》最后一章《艺术家的巴黎》最后一段，谈到巴黎的艺术家聚居地的衰落，说：“遗憾的是，没有不散的聚会……”胡榴明为《巴黎的盛宴》写的代序《一群“伟大的疯子”》，更以这样的感叹结尾：那个“放荡的巴黎”，那个“天才的疯子”辈出的时代消逝了，“剩下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够品尝前人的果实……我们再也没有发展，再也不可能有发展……我们感到悲哀，因为那一个疯狂的时间和空间不再，疯狂的天才不再，合上书页，我们只能叹息。”
我们没能赶上那样的华彩时代。然而海明威说得好：“巴黎始终是巴黎”，“不论我们怎么变、巴黎怎么变”，“巴黎总是值得眷恋的”。所以，我一面去看布拉塞二、三十年代的“夜幕下的巴黎”摄影展，顺便买一册《摄影师眼中的巴黎》（法国篷皮杜中心出版社、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编，2005年印行），在那些黑白老照片中寻觅一丝丝从前的光影；一面则打点行装，还是要亲身去走走今日的巴黎，带上《走在昨天的巴黎》，希望在街头巷尾中，回忆起他们在巴黎的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