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落成的东楼是当年私立南开中学堂最早的建筑
2006年4月5日，是张伯苓先生诞辰130周年的纪念日。张伯苓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教
每逢新学年开始，在南开中学学生布告栏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招员广告，各种学生组织纷纷开始招收新成员参加活动。在这些组织中，有一些是由学校支持的半官方组织如校军乐队、武术学会、青年会、各种读书会等。还有许多是学生自发的活动组织，如各种球类运动队，其中有，够5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篮球队，预定比赛球场，挑战寻找比赛对手等。南开中学是以体育运动见长的学校，所以由学生自发组成的球队或运动队特别多。多面手运动健将常常可以一个人参加好几种体育组织，参与各种不同的比赛。除了体育运动组织之外，还有其他的组织如专门旅游的游鸟队、话剧团、歌咏队等文娱组织等。所以学生们在课堂学习之外，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丰富了课余生活，也培养了组织能力和未来进入社会所需要的集体美德，例如比赛运动中的公平竞争、公共道德、团队合作精神等。这些教育往往是书本上、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南开中学的学生们，很少有不参加一两项课外群体活动的。
在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中，组织学生课外群体活动，是他的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由群体活动又是道德素质教育的载体，可以使学生多方受益。课外活动也引导学生多方向发展，所以南开既可以产生“五虎”篮球队，又能培养出话剧家曹禺（万家宝）和张彭春。张校长常常在学生集会上称道，南开出了个周恩来，出了个金焰（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帝），他们会演戏。这种话看来似乎很平淡，其实意义深邃，以通俗语言阐述了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
张伯苓常说，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我们统计，在南开中学的学习中，大约2／3的时间用于正课学习(正课中也有体育），大概1／3的时间用于课外体育活动和社团活动，别小看这1／3玩的时间，正是它辅助了正规教育，给学生以全面的公民素质教育――德、智、体、群、美、劳、创业和服务，全面发展。张伯苓教育的成功，正是由于这一部分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南开中学学习的时候，和广大同学混在一起，感觉不出南开同学有甚么不同寻常的特点。后来才发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后来到了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碰到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类型的学生，这才知道，原来南开学生不同寻常。
“七七事变”，爆发了中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奉命到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南开大学因战事突发，没有举办1937年招生考试。那年南开中学毕业学生也都没有考大学。所以南开大学采取了补救办法，规定凡是南开中学1937年及以前毕业的学生，可以到校报到，作为南开大学学籍的学生入学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迁赴云南昆明，组建成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吸收南开中学毕业生入学的规定，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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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苓于1919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
举几个实例。联大有一个由进步学生组织的政论社团“群社”，每周在校内民主墙张贴出的文字评论墙报，发表评论国内国际时事文章，很有水平，切中时弊，脍炙人口，而它的骨干组织人员有不少是南开学生。联大在1938年下半年选拔球员组成足球代表队，与昆明航空学校代表队比赛，联大代表队的骨干球员是南开学生。1939年联大兴起了话剧热潮，学生组成了3个话剧团，左、中、右都有，左派的是进步学生组织的“联大话剧团”，右派的是以国民党三青团为背景的“学生会话剧团”，这两个剧团中都有南开学生作骨干演员或组织者，而另一个没有政治背景完全中间派的剧团，叫“星火话剧团”，完全由南开学生组成。由此可见，南开人在西南联大的影响是很大的。
“星火话剧团”尤其值得一说。1939年秋天，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生有50多人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学生很活跃，一入学就找到南开高年级学长申泮文和韩业熔，要求他们两人做总监，带着他（她）们组织话剧团，就是这个“星火话剧团”。名字也是这些孩子们自己起的，意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剧团一组成，就后来居上，因为它不但有漂亮英俊的男演员，还来了美丽的年轻女演员（重庆南开中学是男女合校），他们都在中学就训练有素，个个精明强干，第一次演出就一炮打响，在校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些孩子也真行，自己拉赞助，自己搭戏台，自己做道具，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他们给联大师生义务献演了曹禺名剧《日出》和《原野》等，获得了成功。天津南开中学学生的活跃能量，在抗战期间，毫无减损地转移到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身上了，而且青出于蓝，充分体现出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星火剧团的故事是由申泮文学长提供的）。
最后我还要记述一段南开学生“见异思迁”、今天应该叫做“自主创新”的故事。前面介绍我们南开中学1937班毕业的同学，可以报名以南开大学学籍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南开大学是个小大学，系科较少。西南联大因为是三校联合，系科就多起来。南开学生参加到西南联大，可以自由选系转系，就好像鱼儿由小水池游到大海里，或又像笼鸟飞上了蓝天，正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同学们纷纷选南开大学没有、而联大有名的系，集中的焦点是选报地质系。南开学生体学兼优，身体棒，不甘于选修斯文科系，喜欢跑野外，愿意遍游祖国名山大川，给祖国探矿挖宝。原来南中1935班已有7位同学考入清华和北大地学系，先后回到联大续学，对1937班同学也构成了吸引力。1937班同学有的入了地质系，如黄振威同学，有的同学入了别的系，读完一年级后就“见异思迁”，觉得还是地质系好，申请转了系。在这些人中有彭克谦、杨锡诚、朱之杰、司徒愈旺。我原来是报机械系的，也见异思迁，想方设法转到地质系学习。后来1935班的王大纯、李璞、李廉、杜精南、1937班的涂光炽参加抗日革命斗争复员，先后在1938和1939年回到联大复学。马杏垣、张维亚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联大地质系。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一时集中了18名来自南开的学生，呈一时之盛。南开中学入西南联大学生选入地质地理气象系的人数也是最多的。这些人之中，成才率极高，建国后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叶笃正（气象）、关士聪、刘东生、涂光炽、马杏垣（以上地质）、李坪（中国工程院）。担任大学教授的有王乃梁（北京大学地理学教授）、王大纯、杜精南（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朱之杰（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我和叶笃正先后是国际大奖和国家科技特别奖获得者。
南开中学学生毕业后攻读地质学科高成才率的现象，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南开中学1950~1951年毕业生刘宝据（沉积地质学）和孙大中（寒武纪地质学），都以青年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都是南开成功教育的实证和光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南开学校地质学人才辈出，成就光荣伟大，突显出张伯苓教育思想和办学成功的一个重要侧面。张伯苓教育思想和教育业绩不愧是中国教育事业中的瑰宝!
（摘自《重读张伯苓》，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定价：6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