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三部曲”中，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以哀婉动人的笔调描述了一个以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为中心的世纪，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它在革命硝烟中诞生，在资本积累中不断成长，最后随着帝国的扩张而
如同任何新生的社会秩序一样，资本主义也富有自我扩张的强烈冲动。在霍布斯邦所谓“漫长的十九世纪”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挟“双元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威，使资本主义规则成为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的中心游戏规则。双元革命使世界向雄心勃勃的人们敞开了大门，“拿破仑”成为雄心壮志的代名词，每个商人的雄心都是成为“金融拿破仑”或“工业拿破仑”。同时，相对于中世纪的苦行禁欲，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所谓的奢侈享乐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气。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以为炫耀；在国王们拥有了正式的情妇之后，成功的股票经纪人甚至落魄的大学生都开始包养情妇……
随着双元革命的扩散，英国为世界其他地区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为很多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它利用经济炸弹，把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炸得七零八落。而爆发大革命的法国，向世界输出的则是自由、平等、民主等充满诱惑力的政治语汇和观念。
然而，当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之际，它也走向了某种极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以一个小故事展示了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中世纪的淳朴观念成为过去，唯利是图才是时代精神。
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秩序乃是以资本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发家致富为资本家。每个人的背囊里都有根元帅权杖的诺言，从未许诺把每个士兵都提升为元帅。如果人民发财的欲望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却又被现实不断地压抑，人民的不满就不得不借推行帝国主义来加以发泄。帝国主义者罗德斯(CecilRhodes)在1895年曾经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
这种避免内战的选择，使资本主义看上去如同一条试图吞食尾巴来止饿的蛇，而世界大战的爆发以一种极端形式呈现了其灾难性的一面。自1815年之后，欧洲大陆还没有发生过欧洲强国全体参与的大战。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都试图描绘未来战争的模样。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也开始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则更是清楚地察觉到“一个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时代”已经开启。进入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候，各大强国的年轻人，开始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投入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以便等到战争结束时，可以骄傲地宣称“我们曾因英勇作战而获颁勋章”，没有人“敢说我们不爱祖国”。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欧洲各民族“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这导致了整整2000多万人口的伤亡。
无可质疑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已成为普世的价值。但是，帝国主义扩张的世界历史也告诉我们，政治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繁荣的结合，一直只是局限在西方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之中，通常跨不出具有漫长立宪历史的那几个国家。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西欧，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繁荣也常常会被打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德开战那一晚，英国外相葛雷(EdwardGrey)注视着伦敦白厅(Whitehall)的灯光逐渐熄灭，不禁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浪潮的第三波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制度只在极少数国家能有效实施。历史并没有终结。
对于几乎所有的后发展国家而言，霍布斯邦所谓“双元革命”远远没有成为过去时，相反，它正劈浪前进。在这些国家，对资本利益的过分强调，社会利益本位的缺失，钱权交易的频仍，使弱势群体生活在中世纪式的悲惨境地之中。
与敏感的哲学家常常以先知的口吻拿“将要经历的死亡”说事儿不同，历史学家往往充当着“马后炮”的角色，论述既成之实。“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对于我们而言，这组哀婉的交响曲，显然对于我们更好地反思、调整我们的发展路径，在极点的跳跃中寻求动态的理性平衡，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著，王章辉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5月第一版，8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