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3日，是挪威著名剧作家易卜生逝世百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位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着极大影响的“现代戏剧之父”，日前清华大学举办了“易卜生与中国百年回顾高级论坛”。本次论坛特邀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易卜生研究》（Ibsen Studies）杂志主编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Knut Brynhild
布莱恩西沃兹威尔教授的发言题为《易卜生与现代性：挪威的视角》。他首先批判性地回顾了在西方的语境下易卜生研究近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进展，并侧重介绍了在不同历史时期易卜生研究重点的变化。他在探讨了易卜生的经典剧作所能吸引每一代观众/读者的内在特征和品质后指出，批评家们一次又一次地重读并重新发现易剧的内在文化、审美内涵和外在原因，尤其是易卜生在其艺术世界中对艺术以及艺术规律的不断反思和突破。他认为，即使在当今时代，尽管易卜生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但仍不断有艺术家和理论家对这一既定的经典进行改变和重新建构，因而使得易卜生的剧作始终有着不朽的生命力。在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重新改编并上演了易卜生的戏剧，从而又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
王宁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易卜生主义到易卜生化：中国的视角》。王宁指出，作为一个“为未来写作”的伟大剧作家，易卜生的剧作不仅对当时的西方和中国的文化现代性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而且在他逝世后仍不断地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进行建构或者重构。因而展现在今天的读者/观众眼前的易卜生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下“建构”出来的易卜生。由于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推崇是当时特定的中国国情的需求，拿来主义者们所看重的是易剧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和思想内容，吸取的也是其绝对的个人主义所体现出的解放精神。因此在这一语境下建构出来的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某种实用的功利的意义。今天，在这个有着种种后现代特征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的和伦理道德上的解读最终无法深刻或全面地帮助人们领会易卜生的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当今的学者需要突破前人的成规，从美学、艺术的新颖视角出发，再度发掘易剧世界性的艺术根源。这就是易卜生研究的一个新的转向――从易卜生主义到易卜生化。这样中国的易卜生研究才能迅速地进入国际易卜生研究的主流，并以中国学者的独特研究视角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悉，清华大学有着易卜生研究的传统。早在五四时期，曾在清华大学求学的胡适就为《新青年》编辑了“易卜生主义”专号，在中国的语境下首次推出“易卜生主义”的概念，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性进程起到某种导向性作用。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著名剧作家洪深和曹禺则是公认的易卜生在中国的传人：前者受到易卜生的启迪，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剧作，后者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扮演过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后来就学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期间写下了其一生最重要的剧作《雷雨》。他们对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戏剧演出和研究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