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敏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著作《学术救国――知识分子历史观与中国政治》、《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并论文数十篇。生平第一篇书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1日的“书评周刊”创刊号上面。
这里所说的是要走进西欧
美国法律史专家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本令人震撼的书，它告诉我们，法律传统的形成为西方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该书指出，从11世纪末期起，西欧形成了多元的法律体系：教会法、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商法。商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法，直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他多种法也都有其合理性。其中王室法有制约王权的因素；城市法有利于城市的自治；庄园法也有维护农奴权益和制约领主权力的性质，有益于农奴解放；教会法直接制约世俗政权（另据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说，教会法的观念和理论是近代西方民主的重要渊源）。《法律与革命》揭示出，多元法律体系在使权力相互制约的同时，形成司法权的竞争，由此促进了司法公正。
《法律与革命》不仅揭示了西欧中世纪“法律至上”的传统和精神，而且反映出西方的王权具有某种以往我们不曾了解的特性。书中说，在法国，最早宣布释放农奴的是王室。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世和腓力五世于1315年和1318年宣布释放某些王室土地的农奴时，使用了将会在后来数个世纪产生反响的语言：“根据自然法，人皆生而自由，……但我们普通人中的许多人已经陷入奴役的枷锁之中。鉴于本王国称作自由人的王国，我们已经命令，应恢复这些受奴役者的自由。”这段话令我无比震惊。我对一个朋友感慨地说，我觉得西方的国王比中国的皇帝开明得多，法国国王竟然能说出法国大革命时才会有的语言。这位朋友表示难以置信，于是，我将《法律与革命》寄给他，请他看该书的第404页，他才不得不信。的确，以往人们习惯于将王权与专制乃至保守、落后划等号，却没有想到西方的国王会宣扬自由观念并率先解放农奴。
另一本书《圣路易》（[法]雅克・勒高夫著，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则更具体和生动地展示了一位杰出国王的形象，他正是那两位宣扬自由观念的国王的祖先，即取得“圣徒”称号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圣路易》是一部由名家讲述名人故事的名著。其作者雅克・勒高夫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花费10年功夫完成的这部巨作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圣徒的特征就在于他的一切言行都是严格地遵照耶稣的旨意。“作为国王，他努力谋求国家和人民的幸福，作为个人，他热切希望自己得到拯救。”在为人方面，圣路易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褒奖当面责骂他的民妇，而对烫伤他的仆人一笑了之；他习惯于和臣民席地而坐，亲切交谈；他时常带领王室成员及贵族子弟参加修道士们的劳动。圣路易的政治纲领是为人民造福。他四处奔走，救济穷人，救助病人。他甚至谦卑地给穷人们端汤、喂食、洗脚。为了救助麻风病人和结核病人，他亲切地触摸他们，全然不顾病人的脏血滴到自己的身上。圣路易还授予巴黎大学特权，实现司法公正（他的司法改革被孟德斯鸠誉为是一次“革命”）；他大力扶持城市的发展；统一原本分裂的南北方；首次取得王室对货币的铸造权，由此结束外国货币垄断法国市场的局面；首先使用法语……这些都有益于法兰西民族的形成。
不仅法国，西方各国都有一些君主造福于人民，并促使民族强盛，例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等。除此之外，西方君主普遍与城市、资产阶级结盟，直接促进了现代化的发展，这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实。
由此可见，在西欧中世纪，不仅有着争取自由的传统和法律至上的精神，王权也受到了其他多种权力的制约，这正是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前提。西方现代化是在中世纪的母体中孕育，在中世纪的摇篮里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