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历史地理是一门艰深而枯燥的学问，充满了令人头晕的数据、图表和专有名词。然而，读了邹逸麟先生的《椿庐史地论稿》，这种印象会立即改变，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智者之作：厚重但不繁琐，坚实却不生硬，严谨的学术考证里透着灵动的智慧之光。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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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椿庐史地论稿》，邹逸麟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65.00元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进入了新天地。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称为史学界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另一工程为二十四史的点校），从开始设计到完成历时30年之久，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是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或未被注意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邹逸麟先生是这支队伍中毫无疑义的骨干，从1957年到1991年，一直在谭其骧先生身边工作，先后参加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以及《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图卷》等大型基础性著作的编写。可谓内功深厚，绝技在身，成为那平实而庄严的学术传统的最后的见证。可以说，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里，他像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巨石，默默地独处尘嚣之外，人们只是在偶尔注意到时才会惊异于它的巨大和深沉。
《椿庐史地论稿》汇集了作者涉入历史地理学领域以来的论文精品。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关水道考证，黄河、运河的专题研究论文可作为一类，大部分是在编绘地图的过程中完成的；二是概论性的专题研究；三是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转向环境、灾害与社会方面的研究心得；四是研读历史地理古籍的一些体会。以50年深厚积淀，加上数易其稿的精雕细琢，才有了眼前这部令人肃然起敬的本色之作――用时下流行的一个词来说，里边全是“干货”。现在有的学者几个月就能出一本书，乍一看也颇能吸引眼球，但一经推敲便稀里哗啦。而本书如堂堂之阵，所至归心：作者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既包举细微，又精光内蕴，给人的不仅是广博的史料性知识，还有发人深思的真知灼见。随便举两个例子：
关于运河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往学者认为它在沟通我国东西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过积极的作用。作者却翻新出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1986年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的《从地理环境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一文中，他指出：历代政府花费巨大财力开凿运河，主要目的是为中央政府机构提供物资。由于我国处于东亚季风区，漕运和农业灌溉用水始终存在很大的矛盾。历代政府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证漕运畅通，特别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因水源不够，将泰山山脉的地表、地下水泉全部纳入运河，沿岸农民因无水灌溉而逃亡。运河一年内有半年需要停航疏浚和维护，民间商人利用运河的时间很短，运河上的商业活动主要依靠漕卒每年携带私货来进行，因而不能对其经济作用评价过高。这种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洞见让学界耳目一新。
关于明朝永乐年间北部边防卫所后退的原因，通常的解释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无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作者则认为，明永乐时国力非常强大，北边不存在蒙古威胁问题。通过查阅《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大量资料，他找到了真正原因：15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而内地运粮前往，耗费过大，得不偿失，于是统一内迁。这篇论文不仅对明初卫所内迁问题创立了新说，也为气候变迁史上明清小冰期出现提供了实证，理所当然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重视，1996年获上海市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本书也是作者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向来主张“小题大做”，采用“墨迹战术”，尤其年轻人更应当从小问题着手。他认为在基础不厚实的情况下做大题目，难免流于空泛。从小问题做起，可以往深处拓展，像墨迹一样化开去，一步一个脚印，最后形成系统的成果，成为一方面的专家。这是做学问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做人的道理。宁静才能致远，急功近利的浮躁之徒是不可能成为学问大家的。
同大多数老一辈学者一样，作者“敬惜字纸”，著述不多。本书可以说是他的毕生之作，是他为学与做人的双重纪念碑。在书的序言里，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学术大厦本来是一代一代人累积起来的。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因而留给后人作为学术史来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相信当我们读完本书的时候，收获肯定远远超出学术史的意义。从作者的为人之道、治学方法、治学途径中，读者会得到更多的教益，会感受到老一辈学者对学术的那片诚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