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益生堂》的作者冀丹丹好像名不见经传，因而在这个浮躁而喧嚣的年代里，是很容易被遮蔽的，漓江出版社在第一次出版时好像也是很保守的印了两千册。或许是好酒不怕巷子深，或许是命运有时也会青睐那些勤奋而执著的人，书出来了不久，受到了好评，又开始加印了。这对一个钟情于文学的人来说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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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生堂》，冀丹丹著，漓江出版社2006年6月第二版，24.80元 |
家族小说时间跨度长，家族小说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多，以小见大是中国当代作家经常见到的模式，像陆文夫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寓流动的历史风云于某一固定的小空间之中，佳作多多。但家族虽然是历史的产物，是意识形态的微型胶卷，但家族的变迁又不是简单的历史演义，家族是有无数的生命组成的，这无数的生命有自己的生命形态，有自己的生长轨迹，如果简单把他们符号化处理，很容易变成抽象概念的传声筒。益生堂汪家的每一个生命的繁衍、生长和死亡，在冀丹丹的笔下都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候甚至让你感受不到时代的伟大动静。
这就让冀丹丹的叙述上采用了零度叙述的方式，零度叙述是我在“新写实”小说研究中较早使用的一个概念，有人误以为是纯技术的概念，其实不是。零度叙述是与作家的价值判断悬置有关，也就是作家对笔下的人物回避具体的道德评判和审视，而是客观地展现生活和生命的原生形态。《益生堂》讲述的家族故事里充满了苦难和灾异，动荡的历史和频繁的政治运动使益生堂的日常生活并不平静，飞来的横祸和人为的苦难，饥荒，自杀，谋杀，病死，很容易让小说变成控诉类的文学，我们也在其他的小说中见过。《益生堂》则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和忧伤，冷静地展现出家族悲剧的原生形态，这种价值悬置的零度叙述，以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悲悯情怀理解一切人，怜爱一切生命。在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恶人，即使作家倾心塑造的汪家义也不全是真善美的化身，他在政治运动中“两全”伎俩也时不时露出破绽，有时还不得不背离家族和益生堂不偏不倚的文化精神。人物没有标签，生活也没有被概念阉割，生命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这让《益生堂》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和阅读空间。
《益生堂》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艺术风貌，与作家的草根意识有关。或许小说与作家的身世和阅历相关联，作家面对这样的亲人和家族的命运自然采取了平视的平民视角，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和精英视角，她回溯祖辈的生死历程必然采取较低的姿态。这样深厚的草根心态，编织以真切的地域文化元素，让小说的内容丰厚而结实。
描写地域文化一度曾是小说的热门，但难免有猎奇心态，有点甚至编造、创作民俗和地域文化来加强小说的传奇性。这些以地域文化作为强势的小说，突出了文化，却忘记了人物，或者掩盖了人物，小说成了文化的博览和集萃，离开了小说的本性。但《益生堂》的地域文化是与小说和人物融为一体的，浓郁的鄂西山区风情和培育人物生命的民俗民事，是作家生命里流出来的血液，也是人物性格外化的果实。
鲁迅先生说过，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流出来的是水，血水相融才是优秀文学的本质，那些生命的境遇或许已经消逝，历史也成为过眼烟云，这时，小说有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