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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巴伦博依姆、萨义德谈话录》,三联书店，2005年11月第一版，16.80元 |
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一样，都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这迫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要比别人思考得更多、更深。巴伦博依姆的先辈是俄国犹太人，后移民至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巴伦博依姆出生后又随父母移居刚刚建国的以色列。而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家庭，却信仰基督教，他的父亲甚至为美国人打过仗；后来萨义德成了一名东方学专家，他的后殖民批评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巨澜。
巴伦博依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巴勒斯坦的同情，“通过掠夺另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力来成就我们的独立，这样的逻辑讲得通吗？犹太人的历史上有这么多苦难，受过那么多迫害，怎么能对邻国的痛苦无动于衷？”他还主张犹太人打破二战以来的禁忌演奏瓦格纳的音乐（希特勒最喜爱的音乐），并身体力行，在特拉维夫音乐节上亲自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引得耶路撒冷市的市长痛骂他“厚颜无耻、傲慢自大”。本来巴伦博依姆还准备指挥瓦格纳的《女武神》第一幕，但是遭到大屠杀幸存者们的强烈抵制，以至于艺术节的官员不得不请求他更换演出曲目。最终巴伦博依姆用舒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换掉了瓦格纳，但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不过演出结束后的安可曲，他向观众表示仍旧要加演瓦格纳的作品，并请不想听的人提前离开。大部分观众对此举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少数人依然不能认同。巴伦博依姆用希伯莱文做了半个钟头的演讲，要求抗议者能够放下成见。“如果我们能用瓦格纳的音乐做手机铃声，为什么就不能在音乐厅演奏呢？”
他的行动引起了萨义德的注意，之后萨义德邀请巴伦博依姆去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勒剧院主持周末座谈会，讲解瓦格纳。两人一见如故。
1999年，巴伦博依姆与萨义德力排众议成立了一个管弦乐团，该团由数目相当的阿拉伯及以色列青年音乐家组成、并且是世界上唯一聚集了以色列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埃及人的团体――这就是“西东诗集管弦乐团”（West-EasternDivanOrchestra，《西东诗集》为歌德生前的同名巨著）。他们希望向世人证明：通过音乐，在战火中的敌人也可以和平地共存。萨义德逝世前一个月时对记者说：“这是我一生所做过最重要的事之一。”
然而，许多人生活在战火中，却在音乐厅里看到自己的孩子和敌人的孩子一起演奏音乐，感情上难以接受。巴伦博依姆遇到过各式各样的父母，有些非常赞成，有些持怀疑态度，而有些根本就拒绝去听音乐会。“我尤其尊重那些阿拉伯国家来的孩子，他们背负了许多来自国家、社会的苛评，”巴伦博依姆说。
也有人激烈地认为这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游戏。生于以色列、后来成为巴勒斯坦国立音乐学院阿拉伯音乐理论系系主任的KhaledJubran对媒体说：“有些人说音乐无国界，简直一派胡言。音乐是我见过的最依赖于本土文化的艺术，贝多芬的音乐就是德国的，德彪西代表法国，威尔第代表意大利。音乐绝不会让不同的心灵更贴近，更不要说两派互相憎恨的心灵。”在他眼中，这样的乐团无非是利用异国情调来吸引观众，全无真正的价值。
对于此类指责，我们可以在《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中找到有力的回应。巴伦博依姆一直力图证明，你不一定非要变成一个德国人才能演奏德国音乐，以色列或者阿拉伯孩子也可以拉小提琴、中提琴。萨义德回忆在西东诗集乐团的排练中，一个阿拉伯孩子兴致勃勃地教马友友如何在大提琴上拉一段阿拉伯风格音阶，之前这孩子可一直认为阿拉伯音乐只有阿拉伯人才能演奏。
乐团成立之初，巴伦博依姆选择了两位首席小提琴，一个以色列人，一个黎巴嫩人。起先两人之间气氛非常紧张，可是经过柏林爱乐、芝加哥交响乐团成员的调解，加上马友友的大师班以及巴伦博依姆和萨义德的夜间文化对谈，年轻人慢慢开始了解自己的历史，以及“敌人”的历史。
巴伦博依姆曾经说过：“我的信仰，也是萨义德的信仰――只有当某一天人们可以无阻碍地在世界任何角落演奏音乐，这项事业才算完全实现。现在，我们不能去叙利亚，不能去以色列。当你看到这个乐团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在这些伟大的音乐作品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埃及人、以色列人、来自利物浦还是非洲的廷巴克图。”
2004年巴伦博依姆在拉马拉开设了为四到五岁的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准备的音乐幼儿园，费用由巴伦博依姆-萨义德慈善基金会支付。现在他希望能在加沙地区开另一个幼儿园。“在柏林，一个小时的小提琴课为的是让人们对音乐产生兴趣；在巴勒斯坦，一个小时的音乐课是让人们暂离暴力和斗争。音乐的意义在这里是那么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