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在当年是哪种媒体最先向世人报道和宣传这个消息的？在国统区的人们是如何了解到红军长征的详情？――不是哪家大报,更不会是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最先全面披露红军长征胜
《逸经》杂志，1936年3月在上海创刊，半月刊，简又文任社长，前22期由谢兴尧主编，22期之后由陆丹林主编，1937年8月20日出至第36期后停刊，为适应抗战爆发的新形势，《逸经》与《宇宙风》，《西风》联合出版了《宇宙风・逸经・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再后，这几个杂志的骨干又避聚在香港，办起了具有鲜明抗战立场的《大风》杂志（1938年3月），一直坚持出到香港沦陷（总出101期）。之所以列出《逸经》刊史始末，是为了说明简又文、陆丹林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大胆地刊布《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这样带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文章，不是偶然行为，而是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作为。
现在我们知道“幽谷”即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公开身分是上海圣教会牧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当年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就是经由董健吾安排协助进行的，正是由于董健吾的特殊身分使他有条件先期看到由毛泽东倡议并组织编写的回忆录性质的《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董健吾利用这些原稿改编成《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署“幽谷”之名交给简又文的《逸经》公开发表，使得红军长征胜利的全过程大白于天下。尽管由于为了能够通过当局的新闻检查，将“长征记”改为“西引记”，而且在措词语气上进行了一番伪装，《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仍旧起到了在国统区宣传红军长征胜利的不寻常意义，它比斯诺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在上海出版）早了一年多的时间。
第33期《逸经》在“今代史料”栏目里安排刊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由于“幽谷”利用的原始素材基本上来自《红军长征记》，为了淡化与遮掩自己的真实的政治立场，他不得不字斟句酌，巧妙地编排出一篇主旨上表达了红军突破围剿成功地实现战略转移而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彻底失败的报告式文章，其实，聪明的读者自会从作者的叙事角度看出来这篇文章的许多细节只能来自“余之友好”的红军一方。最重要的一个细节是，《逸经》第34期上刊露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书后的附表完全一致，如此详尽的一览表只能出自“被追剿”的红军一方。
2002年10月16日，英国的两个青年李爱德，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384天的步行，于2003年11月到达红军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他俩根据自己实际走的路程对记者说“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这一说法迅速在国际上引起反响，马上就有了一百多篇关于这个说法的报道。为了澄清围绕在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混淆视听，党史军事史的研究者发表了大量考辨文章，论证廓清了几个焦点的疑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里程是怎样计算出来的？“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李爱德，马普安是按照当年红军长征的行军打仗路线走的吗？（李，马重走长征路为什么只走了12000多里？）回放历史现场,《逸经》杂志也许能够提供另一个视角另一个思路另一个旁证。
《逸经》33期刊出的这张“毛泽东像”也有耐人寻思的地方，照片拍于哪年？拍于何地？照片后面为什么有架飞机？由此又引申出另外的问题就是：《逸经》与简又文，“幽谷”与简又文，“幽谷”与斯诺，斯诺与长征，他们之间一环套一环的关联，还有多少秘闻与趣闻是不为我们所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