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出版行业的竞争中，教材是各出版社竞争最为激烈的焦点。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教材本身的质量优势外，个性化的增值服务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青睐。其中，学术培训无疑是最理想的方式。当前，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举办各种专业性的学术培训和讲座，一场高校教材的
培训实战正在上演。
摄影/田俊
纵深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材培训？
其实，由出版社来对高校一线任课教师进行培训由来已久，早在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大型教科书出版机构就组织教师进行学术培训和讲座，通过这样的活动，他们不仅树立了服务教育事业，重视学术发展的形象，也在与教师接触过程中探寻教科书编写的新趋势并寻找到优秀的一线作者。
作为以教材产品为主的出版社来讲，举办高水平的学术培训既可以树立出版社的学术品牌，又可以弱化商业气息，使参加的学校教师在认可高水准的学术讲座之外，还对出版社的品牌有了深刻的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营销活动。
作为教材出版机构，本身应该担负着“取之于教育，回馈教育”的社会责任。开展教材的学术培训和讲座，正是最好的回馈终端用户的方法，通过学术讲座、研讨会等形式，可以给一线的任课教师创造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这样既可以直接提升高校教师的教学及科研水平，又对提升专业整体的教育水平具有良好的效果。
随着教材形式和内容的不断发展，越来越需要进行这种有针对性的延伸性服务。随着科技与教学水平、教学条件的发展，而今的图书早已经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出版物了，越来越多的配套教学课件、多媒体教学系统形成了现在教材的系统化发展。教材是否配有多媒体课件、课件的内容质量如何往往已成为教师选用教材的首要考虑条件。从前简单的PPT早已经不能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特别是对于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教材，例如大学数学等，要求形式灵活、技术设计系统复杂、可操作性极强的多媒体教学系统，而要想熟练使用这些系统进行教学，必须要进行专门的培训。例如，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学数学立体化教材》，包含经济类和理工类两个系列，这套教材最大的特色就是配套先进完善的多媒体教学和学生用课件。为了让选用这套教材的教师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此套课件，人大出版社从教材推出伊始就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小规模的培训演示，并将在暑期进行全国性的培训。这些都是必要的延伸性服务。
另一方面，学术培训和讲座可以直接解决一线任课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中遇到的部分相关问题。目前高校教师正在承受着来自于教学及科研的双重压力，在大多数高校，许多硬性的指标必须要完成。
在教学方面，随着高校不断地扩招，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越来越失调，教师的课时不断增加。许多年轻的教师刚刚走上教师的岗位，势必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网络等渠道的普及，学生可以直接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不能接受简单的照本宣科，而是会深入思考更多的问题，有些问题是教师难以解答的，同时他们也要求教师能够传授更多书本以外的前沿性的知识。许多高校为了提高教学水平，由学生对任课教师授课情况进行打分，甚至实行淘汰制。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投入到教学中的精力增加，势必会影响到科研。有很多教师表示，为了完成每年的科研任务，他们只能将30％甚至更少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中去，但是还是会因为信息不对称、没有及时的沟通交流等问题的制约，使得他们很难在科研上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所以即使是一般性的学术交流都是他们所或缺的，而出版社提供的学术培训恰好满足教师这方面的需求。
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教师很难有相互交流的机会，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同专业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可以直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许多同一专业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到相同的困惑。教学决不仅仅是闭门造车的工作，必须就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一定的交流。新型的科技和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了教学中来，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来说，他们吸收知识的手段、容量及速度是10年前的学生所不能比拟的。电脑网络的普及使得现代的学生可能获取的信息量呈百倍的增长，这也使得他们对专业知识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难以解答，对于教学形式来说，他们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课本板书的讲授，这些压力都促使教师希望能够与同行业的其他教师进行交流，获取经验。而出版社所举办的全国性的学术培训恰好给这些教师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声音
来自一线教师：培训，不只是交流
作为一名高校法学专业教师，我与人大社之间有很深的联系。我们学校很早就开始使用人大出版社的教材，2001年人大社成立的教研服务网，我就成为他们的会员，开始时会不定期地收到他们寄来的各种信息资料，这对于我们选用教材来说非常有帮助。有一次我们想要选择《宪法》的教材，光是看书目我们无法确定这本教材是否适合我们的教学，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人大社教研服务网的负责人打电话，希望能够得到一本样书作为参考。接电话的人态度非常好，并询问我对他们教材的意见。因为一直在使用人大社的《经济法》教材，所以我谈了我在使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且提出我比较满意的地方。她也向我了解了我们学校的情况，并且向我推荐了适合我们使用的教材。实际上，我们教师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出版社的人员直接沟通，有时候我们在使用教材时遇到一些问题，也没有想过要反映给出版社，但是通过这次，我了解到，其实出版社也很希望能够得到我们教师的反馈意见。所以以后我经常与他们联系，不管是希望看到教材的样书，还是询问一些关于教材的问题，甚至是到北京时也会去出版社拜访他们。大家的友谊由此产生，在今年人大社的21世纪法学教材改版后，我发现我曾经提出的一些问题也被他们采纳了，我觉得非常高兴。
今年6月份，教研服务网人员跟我联系，说人大法学院受教育部委托承办8个法学专业的培训，而出版社获得一定的免费名额，作为学术服务提供给长期支持他们的会员教师。他们将其中一个名额给了我。这时我也看到教育部关于这项培训的通知，我感谢他们能够给我这个机会。
培训过程中，我与另外四名同样享受免费培训资格的教师一起交流，我们都觉得令我们感动的并不是人大社使我们免交了会务费，而是这代表我们具有一种资格，在与其他教师交流中，他们非常羡慕我们的机会，这使我们很骄傲。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参加人大出版社的学术培训，以往我还参加了几次他们举办的其他形式的学术培训及讲座。这些培训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的讲座，也使我们能够互相交流。比如这次我和同会的教师就高职院校及专升本院校的教学进行了经验的交流，发现我们彼此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真算得上是意外的收获。
另外，对于我们这些相对来说地点比较偏远的学校来说，在信息的获得上很难与大城市的院校相比，我们更希望能够及时获得这样的学术培训信息，人大出版社并不只限于发布本社的信息，他们还会收集各种比较有影响的其他培训，特别是教育部主办的培训信息来传递给我们，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当然，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培训的人毕竟比较少，而人大社为了弥补这个不足，还会在各地组织一些区域性的培训，邀请知名专家进行讲座，这样也非常受欢迎。
有些出版社，虽然我们也一直都使用他们的教材，但是却从来没有与我们主动联系，而人大出版社使我们觉得他们时刻都记得我们，使我们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经验
教材培训实战战术
作为出版社举办的学术培训，与其他机构如教育行政部门所组织的培训又有很大的不同。
从培训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出版社的重点产品进行。因为出版社实质上仍然是一个经营实体，必然具有一定的盈利目的，作为他们的营销手段之一的学术培训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针对性的纯学术活动。首先，出版社做学术培训活动，是为了重点营销其某一重点产品，树立该产品的品牌并推动其销售才进行的，所以培训的主题必然是与该产品有关的。其次，所谓术业有专攻，作为教材出版社，其出版一般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比如外研社、人大社等。这些出版社往往是将这些特色品牌经营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网罗了许多业内的权威学者和专家作为自己的作者，并对该领域的学术发展也有相当的了解，所以进行这一专业的学术培训具有多方面的条件。这也是出版社在培训内容上有这样选择的重要原因。
从培训方式来说，出版社所进行的培训形式更为多样。针对不同的专业，出版社会设计不同的形式。例如有的是以学术交流为主的研讨性培训，有的是以专家讲座为主的形式。出版社往往会考虑到教师的具体需求，将各种形式进行综合的考虑，如将学术讲座与学术研讨交叉进行；讲座内容上既涉及基础的教学模式及教学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又会涉及到该学科的学术前沿问题。总体灵活多样，以符合教师的需求为准。
收费上来说，因为出版社的培训一般是带有服务性质的，并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所以一般收费很低，教师只需要承担食宿费用即可，有的甚至是免费进行的。专家的讲座费和其他会务费用都由出版社来承担，这也是出版社服务于终端用户的重要表现之一。
以上是对先进出版机构学术培训实操层面的一些分析。目前这样的学术培训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它必然会朝着更为良性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联系一线任课教师与出版社之间的最好的桥梁。
案例
教材培训经典案例
作为一家以出版高校文科教材为主的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的学术培训活动。从2001年创建教研服务网络伊始，该社便以“服务高等教育事业，服务一线任课教师”为宗旨，向会员提供全方位的学术服务，其中定期举办专业性的学术培训成为重要工作之一。这些培训主要以人大社实力较强的专业为主，包括“两课”、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法律等培训。在培训形式上，既有以互相交流为主的研讨会，也有以授课为主的专家讲座。迄今为止，人大社已经连续举办了7次全国性的大型培训以及几十场区域性学术讲座。
可以看到的是，该社的培训还是以学术为主。无论进行什么专业的培训，他们都力求邀请该专业的权威学者，而且不拘于人民大学，不拘于单纯的学术领域。例如金融学培训，人大社邀请了黄达老先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李克穆等，范围涉及政产学研四个领域的顶级专家。含金量如此之高的培训当然受到了参会学员的一致认可。
要办好教材培训，人大社的经验是，联合其他学术机构共同主办，提高培训的学术品位与质量。为了保证培训的质量，该社很多培训都是与各权威性机构合办，如与人大法学院、人大会计学院共同举办的法律、会计培训，与《教学与研究》共同举办“两课”培训等。有了这些机构的支持，使得出版社学术培训的质量得到了充分保证。
认真听取一线教师们对出版社产品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也是人大社办好学术培训的法门之一。前来参加人大社培训的一般都是长期使用该社教材的一线任课教师，所以他们往往能够提出最中肯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和建议涉及到出版社工作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还是发行及服务的问题，对出版社的工作改进都具有很大的帮助。
人大社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一次培训都能让他们与教师更接近，而每一次他们都会思考更多的问题，从内容、主题、形式的设计到时间、地点、邀请专家的安排，可以归纳总结出很多的经验。
每年人大社举办的培训虽然是面向全国的，但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每每只能有少量的教师有机会来参加，为了让更多的会员教师能够参与到出版社的活动中来，也为了让教研服务网会员与更多的教师能够获益，人大社会将部分讲座内容以视频形式上传到该社教研服务网上供教师免费下载，或者制作成会刊寄送给相关的会员教师。这样就可以使全国各地的教师能够不受时间空间地限制享受到出版社的学术服务。
研究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四大挑战
■陈庆丽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加快，数字参考咨询已成为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发展最快、最能体现馆员服务价值和图书馆实力的领域。
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简称DRS）是一种新型的参考咨询模式，是以网络为基础，连接用户和信息或学科专家，采用常见问题解答数据库、电子邮件、网络寻呼机、电子公布系统（即BBS）、Web表格、留言簿、在线聊天、在线交谈、共同浏览、桌面视频会议等实时或非实时的方式满足用户的各种信息需求，从而使用户能够享受到不受时空限制的个性化参考咨询服务。
目前，DRS已成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不少图书馆开展了这项服务，其中，高校图书馆主要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主要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由于我国DRS较美国等发达国家起步晚，无论在规模、技术还是人员素质等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很多图书馆包括高校馆的参考咨询工作仍处于传统状态，部分馆员甚至是领导习惯于面对面的服务模式，对DRS的概念不明了，没有认识到基于网络环境的DRS是伴随数字图书馆的出现而必然出现的服务形式，是今后图书馆读者或用户服务的主要形式；也没有认识到DRS必须依靠完善的联机目录、海量的数字资源和高效率的文献传递等方面的支持，从而也导致读书者对DRS了解甚少。因此，一方面要提高图书馆员和领导对于DRS的认识，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咨询馆员不仅要熟悉本馆资源，而且要了解网络信息资源的检索和查询，了解用户的需求和习惯，针对需求提高智能化的高质量的咨询推送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用户信息教育，这也是图书馆加强与用户沟通、了解和扩大用户、增强信息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在软件的选购方面，尽管一些用于DRS的软件具有较完善的功能，但任何一种技术方案都有它自己的使用范围，都存在着不足之处，选购这类软件时要综合考虑价格、功能、成本、效益、方便性等多种因素。在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当前信息的拥有和使用涉及到国家的财产保护和信息安全问题，对绝大部分为进口的我国信息技术设备和产品，潜藏着被解密、失密和窃密的安全隐患；用户的个人信息需求属于隐私问题，如何在开展DRS中保护用户的隐私权也应在软件设计和服务管理中给予注意。
在西方，信息咨询也被称之为“智力服务业”，咨询机构十分重视公司人员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资格考核和认定制度。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图书馆人员知识结构普遍难于达到要求。由于DRS在现在图书馆服务中日显重要，特别是用户提供个性化参考咨询服务越来越多，对参考咨询馆员在素质、技术和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一方面，咨询问题种类繁杂、覆盖面广；另一方面，用户利用网络和图书馆能力及外语程度逐步提高，加之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各种知识及边缘科学不断产生，咨询馆员除了掌握图书情报知识外，还应该掌握计算机网络技术、信息检索技术、不断提高信息评价过滤与处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数据挖掘能力、知识组织能力、用户关系处理能力以及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知识、服务意识。面对多载体、多主题、多语种的海量信息资源进行快速、熟练、全面、准确的信息检索和导航是参考咨询馆员应具备的基本技能。
随着DRS的不断探索和实践，各成员馆或信息机构的相互协作问题已日显突出。目前，国内图书馆单独开展DRS的能力还比较弱，绝大多数的中小型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还未开展此项服务，相当比例的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网页未与已开展的图书馆的主页相连，这就为用户利用该项服务带来了较大困难。这显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因此开展DRS比较可行的模式应该是建立协作网络，在文献资源共享的基础上，通过协作的方式，制定共同的标准，建立结构化的知识库，使DRS成为一项专门的咨询服务，有效地设计网站信息结构，使用户能自主方便地学习和利用有关服务；完善网络信息导航系统，将各种数据库、搜索引擎、专门目录或指南以及咨询知识库等整合起来提供人工或自动咨询服务；将咨询服务与各种服务和系统过程结合起来，使用户能随时随地获得咨询服务。
网络化、全球化和合作化是DRS的发展趋势。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用户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世界各地的Internet用户通过网络都可成为其潜在用户，理论意义上，DRS可为全球的网络用户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透明、无缝的参考咨询服务。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