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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面对经典

2006-07-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少明 我有话说

编者按:经典是人类最优秀思想的记录与保存,它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生活中去。阅读经典其实就是与先哲进行对话,就是主动接受先人思想和智慧的辐射。因此,阅读经典始终是我们接引文明脉络、确认文化身份的自觉途径。现代人仍

只有在经典传统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智慧源泉和灵魂归属。据不久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而网络阅读率则大幅增长。在这个网络化、视频化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经典?在国民整体的阅读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如何提高经典的阅读率?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广泛关注并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经典的平实与深奥

现代人看古代经典,有两种看似很不相同的态度。一种表现在一般读者中,以为经典很玄奥,离我们很远,读经是附庸风雅的事情。另一种则来自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经典说的都是大白话,卑之无甚高论,那不读也罢。这两种立场预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经典必定很深奥。其实,那是想当然的。人类文明中,有些伟大的经典,内容就很平实,例如《论语》。

如果我们承认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而孔子是儒家的宗师,那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就是中国文化中的第一经典。其内容平实的程度,从宋儒朱熹的评论就可见一斑:“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孔门教人甚宽,今日理会些子,明日又理会些子,久则自贯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则周匝。虽有不到处,亦不出这理。”(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页)朱熹是因注“四书”而青史留名的,在他心目中,内容平实也可以很经典。不过,另一个经典人物,西方的黑格尔态度就不一样:“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9页)黑格尔刻薄的说法,实际就是上述专业人士意见的原始版本。

表面上,这是对同一部经典的对立评价,而实情是,黑格尔对经典概念的理解有偏颇。在他看来只有讲思辨哲学才值得推崇,常识道德之类则免谈。不过,这一对立提示我们,经典是应分为两类的:一类是实践的,一类是理论的。实践应当平实,理论则可深奥。《论语》是关于实践的,黑格尔则期待它是理论的,阅读方式错位了。但黑格尔式的思路,今日在哲学专业人士中仍大有市场。

然而,内容平实的文本,为什么会成为经典呢?解答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历史的眼光。现代人从《论语》中读到“刚毅木讷近仁”或“巧言令色鲜矣仁”时,很容易认为这是我们也明白的知人的经验之谈,以为自己本来就与《论语》处于同一水平上。可是他并未细想,我们的这些观念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文化中传承来的,而经典正是塑造我们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中引经据典的套语是“子曰”“诗云”,子曰的内容绝大部分便是引自《论语》。如果对比《论语》以前的典籍就能发现,中国人关于道德人格的基本观念,是在《论语》中成形的。由于它在文化中的渗透性,变成社会生活的价值坐标,结果才“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此看来,还有什么样的文本,比它更具经典的资格呢?

说《论语》内容平实,是因为它是孔子与学生以及相关政治人物问答的记录,是片断式的日常叙事。中国经典中也有思想深奥的文本,如《易传》的内容就不平易。如果说《论语》是实践的,《易传》就是理论的,两者的功能不一样。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仁的人格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不同类型的问答体现出来的。它包括:一、原则性论断,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通例,如上面的“刚毅木讷近仁”或“巧言令色鲜矣仁”。三、解惑,即针对某些特定的例子,如个人品行不高洁但治国有方的管仲是否可许其为仁之类。此外,更多的是对门下弟子言行的点拨,如赞颜回在困顿的物质生活中仍能“不改其乐”,喻能言善辩的子贡为器――祭礼上贵重而华美的瑚琏,揶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等等。颜回之仁、子贡之智及子路之勇,在孔子的评点下各显精彩。而孔子本身的品格性情,也是在那些记述不连贯的情节中体现出来的。

这是一本生活的教科书,它提供的是孔门道德实践的各式案例。同时,这种教化的基本形式也符合人类道德生活的普遍经验。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觉悟不是靠读伦理学理论,而是在教化中获取与提高的。一般道德经验的形成都从童年开始,家长、亲友与老师则是我们的道德启蒙者,而教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讲述各种道德典范的故事,以及教育者通过行为示范即言传身教,从而慢慢让儿童形成应该或不应做某类事情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论语》是实践的,而非理论的。现代伦理学是理论的,它解释道德现象,但不是用来提高道德觉悟的。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改造世界的知识。《论语》不是康德、黑格尔意义上解释世界的学问,它的立足点同样是改造世界,不过其重点不是改造社会,而是改造人,准确地说是培养人,使人成为有教养的君子。因此,把《论语》当作道德教化的故事来读,是一种平实的态度,而且是经典原本意义的体现。

当然,儒家经典并非只有平实的故事一个类型,也有很深奥很哲学的文本,除《易传》外,如宋儒极重视的“四书”之一的《中庸》。《中庸》开篇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与《论语》开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文义深浅就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所有伟大的价值系统,其论述都既有切近经验的内容,也有抽象精巧的理论。朱熹有鉴于此,所以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深浅搭配,成“四书”系统。同时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通过自己的创造性解释,把浅显的解成深奥的,高深的读为平实的,互相贯通起来。《朱子语类》记有一则师徒对话:“或问:‘《论语》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无异。《论语》是每日零碎问。譬如大海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说千言万语,皆是一理。须是透得,则推之其它,道理皆通。’”(《朱子语类》第2册,第428页)儒学是实践的学问,变高深为平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为什么要把浅显引向深奥呢?背后是理性的倾向在起作用。孔子施教,并非随时随地提供系统的理由,常常就事论事,点到为止。对于朝夕相处且景仰导师人格与学识的弟子来说,大多数情况略加点拨也就心领神会了。但是,对于后世读者来说,没有对话者的背景,有些言论的理解就异常困难。这种跨世代阅读的困难包含两方面,一是知识的,一是道理的。知识方面,主要由汉儒的训诂注释来解决,而讲道理,正是宋儒的功夫所在。这样做,才能满足理性追求系统普遍理解的需要。朱熹们努力讲道理的结果,便是形成了以理为核心范畴的义理系统。这自然变得深奥,不过这是解释的深奥,它与西式哲学体系的建构不一样,而更类似于解释学通过深入的解读、阐明而表现出来的义理的深奥。

换句话说,经典的深奥,有时是读出来的。这种深奥可以是有价值的创造,但是,正如江河奔流不能甩掉其源头,高山耸立不能脱离其地基,对经典的深奥解读不能离开其平实的经验。朱熹就精通此道,所以,他一面用藏之名山的抱负注“四书”,一面结合日常道德生活的经验教学生读“四书”。后者见诸《朱子语类》中弟子大量的听讲笔录,其实它才是同《论语》性质对应的讲读方式。由此可见,无论是《朱子语类》还是王阳明的《传习录》,对现代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如何读经典,都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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