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仰晨（1921-2005）原名王树基，上海人。1935年起在上海、昆明、重庆做排字工人和报人。1949年后历任北京三联书店行政处办公室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部主任、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等。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曾获首届韬奋出版奖及新闻出版署授予的优秀编
辑奖。参与主持《青春之歌》、《瞿秋白文集》、《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侯艺兵摄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多以“王仰”称呼王仰晨同志，我想，这是带着一点亲切意味的称呼吧。
去年（2005年）2月8日，我有点意外地收到他的一封信。其中说“十分抱歉，承寄下的贺卡收到已久，迟未奉复，是很失礼的，乞谅”。关于自己的健康情况，他说：“这一两年来，常为病痛所扰，一度住过几个月医院；现在的情况仍欠佳，除频频咯血（但量不多）外，又得了晚期青光眼。如今左目已失明，因而看书写字，行走做事都十分不便，还需慢慢适应。三四月前的一天，摔了两次跤，后来经检查是脑血栓（轻度）所致；自那时起，左侧上下肢都不灵了，如今走路已离不了拐杖，胳臂倒好多了。总之，恢复得还可以，只是慢了些。”
我每年岁末都会给领导过我的老同志寄个贺年卡，表达一点敬意和关切（当然也未必都很周到）。好多年不见面了，王仰也就80出头吧，想不到健康情况已经这么糟。而尤感意外的是，在这封信里，他最后还很郑重其事地说：“几年前我们间曾有过一次不愉快，虽然我不想再提及，但我的歉疚之情至今仍时感耿耿，我也感谢你的大度。这里重提一下，算是彻底埋葬了吧。”
自1981年做完《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转做当代文学的编辑，印象中就没有再和王仰打什么交道了，会有什么样的不愉快以致让他“时感耿耿”呢？我也是快70的人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虽苦思冥想仍不得要领，只好赶紧打电话表示慰问。然而，在电话里王仰竟然只字不再提及“不愉快”的事，只是说，你都不记得，那就更不必说了。他连一点暗示都没有。无奈，我只好劝他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争取早日康复。我还按自己的人生感悟强调说：“健康而不长寿太可惜，长寿而不健康太痛苦呵！”王仰只是唯唯。
而更意想不到的是，只过了三四个月，在2005年6月就看到了他已不幸病逝的讣告，还说遵照本人遗愿和家属意见，“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只有黯然长叹！
1962年，我刚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科调到编辑部工作，领导就让我学习编辑加工的范本――由王仰改定的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红路》的发排稿。那上面用红笔批改勾画得密密麻麻的笔迹就是王仰作为责任编辑劳动的印记。（后来我亲自听老扎感慨地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真是“内蒙作家的保姆”，那时脑子里就出现了王仰一笔一划地在《红路》原稿上用红笔写下的像蝌蚪一样的文字。）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第一本书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家史集《仇恨的火花》。从此书的组稿、编选、文字加工，到代表编辑部写的“编辑说明”，以至为此书写的第一篇书评，都是在王仰的指导帮助下完成的。
可以说，王仰就是我编辑生涯中的第一个老师。
1976年，我援藏回出版社不久，奉调到鲁迅著作编辑室，参加《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编辑、注释工作。此时，王仰是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
那时，参加《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除了本社的同事，还有外单位借调来的秦牧、朱正、陈涌等。我们就像鲁迅所说，真是成了“拼命地作，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的人。而作为鲁编室主任的王仰就是这样像负重的牛一样带头忘我地劳作的人。
当时，只有50多岁的王仰，白发已过早地爬上了他的头。由于长期劳累而且从来不见他参加任何健身活动，而致诸病缠身：严重的关节炎，高血压，慢性支气管扩张……每到冬春，咯血频仍――他身边的痰盂里常漂着淡淡的血丝。他办公桌旁的窗台上，常常堆放着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许多药瓶。可这位“吃了药来编辑”的人，却几乎总是第一个跑来上班。他稍稍佝偻着腰，缓缓地穿过大院，颇吃力地沿着狭窄的楼梯，登上后楼三层他那间不见阳光的小办公室。晚上，往往又加班两三个钟头，到八九点钟才回家。压在他身上的担子实在太沉重了：29种单行本，16卷《全集》的全部注释（包括索引）240万字，发稿前和付型前，他都要先后两次认真地审读；此外，还要完成编辑部庞杂的组织工作。他的时间实在不够用，便只好早来晚走，往往把星期日当成了第七个工作日！
他最担心的就是没有完成新版《全集》的编注自己就病倒了爬不起来。他说：“只要能在这个岗位上完成党的嘱托，我心里就踏实一些；我身体不行，干完这件工作就差不多了，得分秒必争！”他确实是在分秒必争。每当诸病同时发作，走路都很困难时，我们劝他在家歇两天，他却说，拼命也要把《全集》搞出来，不然就无法交代！有一回，他连续拔了三颗牙，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却仍然到办公室来伏案看稿。我们有事找他，他只好打着手势，像聋哑人似的；内容复杂一点的，便只好改用笔谈。
王仰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早已去世，母亲也是为革命受过苦、出过力的老人。王仰把所有的孝心敬奉给母亲。母亲病重时，已近花甲的他每天中午还赶回去给老人喂饭、洗涤。他明白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趁老母亲的脑子还清醒，他多想陪老妈妈多说几句心里话。但是，当时正是《鲁迅全集》一卷接一卷发稿的关键时刻，“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哪”！我知道王仰心里的难受。他只能在公与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选择公，选择理智。
就是在王仰母亲住进协和医院那几天，他也没能陪侍在母亲的病榻旁。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终于把母亲从设在走廊的临时“急诊室”转到了病房，王仰稍感安心，便又回到出版社来上班。岂料，母亲竟然就在这个夜晚溘然长逝！王仰终究没能在母亲撒手人寰的时候握住她那双操劳了一辈子的手！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第二天，星期日一早，王仰臂戴黑纱，竟然又到办公室来加班了――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稍减他心头的悲痛吧！
后来，因为长期不在一个部门工作，加上性格方面的差异，我和王仰并没有作过深入的长谈。尽管如此，今天回想起来，还是有两件事情让我铭记在心。
其一，是说他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喜欢写作，发表过小说《海年先生》，散文《寻觅》、《保人》等。后来没有机会出版，自己还利用做排字工人的方便偷偷地自印过一本小册子。王仰是不苟言笑的人，但说到这件事时却少见地露出了谦和的微笑。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王仰在给我的信里还有这样的话：“这些年来，你做了不少，也写了不少，令我十分钦羡，你还年轻，当仍能大有作为……”那么，当年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偷偷地自印过散文小册子的话，是不是也包含着一个深爱文学而没有得到发挥机会的人的失落情绪呢？
其二，是说40年代初，他在重庆担任南方印书馆印刷厂的工务主任，意外地接触到了由陶希圣“搜集资料及整理文稿”后，经蒋介石“20次的修订”而成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强调中国之命运寄托于国民党，“惟有中国国民党，他是领导革命创造民国的总枢纽，他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大动脉”。王仰自然知道这部文稿的重要性，立即多印了一份校样，通过曾家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转送到了延安。这是发生在1943年的事，因为该书在印制的过程中就已将校样送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央就能及时指定由刘少奇召集延安的理论干部会议，部署了批驳和反击。打头的是1943年7月刊于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的陈伯达的文章《评〈中国之命运〉》，其后又陆续发表了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人的文章。而陈伯达的长文是经由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它激烈地斥责蒋介石“抹煞了各种主要的历史事实”，对于忠勇为国的中国共产党做了极其“忍心害理”的诬蔑。
我至今不知道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王仰是不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但我永远记得他在讲这件事时两眼是灼灼闪亮的。这位敬业、勤奋、严谨细致得一丝不苟的老编辑人，原来也是勇敢热情的革命者。
在王仰晨同志逝世将近一周年的时候，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敬意和真诚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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