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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宿命就是逃亡

2006-07-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赵德发 我有话说

作家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我从200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得主、当代墨西哥著名作家塞尔西奥・皮托尔的随笔集中读到了答案:逃亡。

是的,逃亡。首先是逃离平庸的生活。我读过一些外国作家的传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丢下稳定的生活与工作,出国游历,走遍四方。皮托尔也是这样,他20岁时第一次出国,此后一直没有

停止,“在世界上敏捷地行动”,达28年之久。36岁时,他去西班牙,受出租车司机的骗,住进了巴塞罗那红灯区的一家低廉旅馆,因为等不来从国内寄来的稿酬,计划中的三个星期变成了三年。他的日记,展示了这段生活的窘迫和心情的抑郁。有一回,他欠着房费,口袋里只剩下10块钱,望眼欲穿等待汇款,牙膏用光了,只好用肥皂刷牙。终于,五百美元电汇过来,他欣喜若狂地写道:“我活下来了!对,我活着呢。对,对,对,对。”活下来怎么样?他继续在国外游走。

作家的这种逃亡,其目的何在?在于逃离平庸的艺术。走出去,积攒经历,开阔视野,站到艺术峰巅,拥有世界眼光,这是一个作家之文化养成所必需的。在意大利米兰,他在走向圣马利亚感恩女隐修院去看达・芬奇的壁画时,忽然冒出了这样的念头:“面对艺术品永远的光辉,面对艺术品的圆满和完整,其余的一切都是次要的、非正面的、表面的。艺术品表现并且彻底地表现人类能够产生的最佳力量。”这是一个艺术圣徒才有的想法。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会见各国作家时,都对自己的作品来一番审视和省察。1993年,为了庆祝自己的60岁生日,他选择了去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欧洲城市去旅行。在佛罗伦萨,他见到神交已久的作家达布齐。之后,他回旅馆浏览了一下达布齐送他的书,面对书中展现出的聪明才智,他羞愧无比,甚至想“给自己的脑壳来上一枪”!正因为能够这样“见贤思齐”,皮托尔的创作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终于在2005年荣获西班牙语文学界最高奖――塞万提斯文学奖。

皮托尔的逃亡还有一种,那就是逃离麻木的心境和旁观者的角色。《逃亡的艺术》(赵德明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4月出版)一书的“结尾篇”,我读时特别感动。1994年,我正在研究土地问题,准备创作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注意到了墨西哥恰帕斯地区印第安人为夺回失去的土地而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来我还把一则消息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小说之中。现在我才知道,皮托尔当时正在国内,对那个事件不但一直密切关注,而且还亲自去现场做了采访,弄清了印第安人几百年来一直被欺压、被剥夺的真相,了解到他们起义的目的只是想要一小块仅仅用于种植粮食以便填饱肚皮的土地。在重大事件中“在场”,而不是麻木不仁地作壁上观,皮托尔此举真让我十分钦佩。

然而,作家想逃亡并不那么容易。我们或是有稳定而安逸的生活,或是有来自单位、家庭诸方面的束缚,或是缺少金钱、时间等等必要的条件。面对这些,我们的确很无奈,但我们也有办法:让心去逃亡。身不出国门半步,却让一颗心通过阅读和想像去游历,去流浪,去体验,去获得我们想获得的一切。

逃吧,逃吧,不逃则亡。这就是作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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