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仇富”同时又伴随着“崇富”的畸形心态下，诞生了制造一切关于富人的符号的文化工业。而“农民工”，显然被这种工业理解为一种“反文化”的符号，他们无名、沉默，甚至被污名化和标签化。
当新富阶层遇上农民工
《富人秀》，孙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定价16.00元
《农民工流动在边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定价19.00元
《盲流》刘书宏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定价18.00元
社会的分化，已经是当代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除了社会学家之外，还有包括作家、记者等在内的许多人都投入到对这一当代中国社会重大变化的阐释之中。在诸多相关作品中，一些小说和随笔作品由于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法，赢得了形象性和可读性的比较优势。其中关于个体心理变迁的忠实记录，以及作者敏锐而独到的提问，形成了关于社会分化研究的特殊价值。
1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学家们的研究主题经历了从对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予以描述和解释向对社会阶层之间矛盾和冲突予以关注和求解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反映社会阶层结构和关系变化的历史轨迹的同时，也标志着社会分化所引发的种种需要不得不面对的课题的凸显。社会分化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应该承认，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但诸如贫富阶层之间、劳资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的拉大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视而不见了。
在分化和冲突的背后，是个体的心理嬗变。事实上，当社会学家们在书斋里精心研究社会阶层分化的轨迹的时候，现实生活中早已有了富人和穷人这个老百姓最为简单的划分。在这一深刻的分化历程中，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心情体验和经历着分化赋予这个社会和自身的一切变化，无论是欣喜还是愤恨，无论是茫然还是冥思，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都已经由此获得了又一次丰富的机会。20多年的社会分化之后，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之间互相张望和打量着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距离。在张望和打量的背后，不难想像，人们的心中该留下了怎样深刻的辙痕，该有多少欲言还休的话语。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20多年来的改革进程也是一次中华民族道德文化水平检阅和洗礼的历程。在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道德对于一些人的约束是多么地软弱无力，《富人秀》中迈太的困惑也许是许多善良的人们的共同困惑。当仇富情结的生成和渐渐蔓延以及感恩情结的消减和渐渐淡出之际，停留于社会稳定意义上的担心、顾虑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要摒弃一切烦躁，沉下心来对一个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静静思索。
就此而言，更具有直观的启示意义的作品也许并不是社会学家们的厚厚的研究著作，而是像《盲流》、《富人秀》这样的以小品文的独特体裁来勾勒不同阶层人们生活的思想轨迹的小册子。和专业研究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受制于学术规范、划分标准等问题的束缚，而是主要凭借对人物深切的感知以及微妙的体会，来描绘某一个阶层的具体模样和社会意识特征，隐隐地述说着一个民族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中的心路历程。
2
任何遁词都是苍白而无力的，只要你面对中国的弱势阶层并稍稍倾听一下他们的言语。刘东在《读书》2005年第12期的一篇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一番感慨：“农民工阶层：世上居然还能有这样一支劳动队伍，不光能以其难以耐受的劳动强度，来换取少得可怜又常被拖欠的工资，而且能表现得如此驯良坚忍柔韧，极少对苦痛的运命发出不平之鸣。”而《盲流》一书封面中“无论你有多苦，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活着的力量”的文字读罢只能让人久久地默然。
我们确实已经告别了共同贫穷的时代，但我们也确实存活于一个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社会之中。以与短缺时期相比民族整体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弱化现实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和社会矛盾冲突的理由，既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也很难有现实的说服力。姑且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传统，事实上，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的生成，并不从根本上取决于物质生产的绝对水平的提高，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分配水平相对差距的拉大。
从理性的角度看，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原因。就其主要方面而言，腐败和垄断毫无疑问是导致因由贫富差距而带来的贫富阶层之间的冲突的重要原因，但这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曾在2005年5月出版的《书摘》中著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并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我们对投资者给予了多方面的保护，这种保护迅速提升了资本所有者的地位，而劳动者的地位却在不同程度地下降，在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背景下，我国的劳动关系在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关系已经处于不和谐状态，劳资之间的冲突正在日益显性化。”
由此又想起，“阶层”概念在当下的广泛流传和使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阶级”的近乎失语和边缘化的地位，确有一个民族力图革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记忆的影响。但阶层的使用并不必然地导致议价和媾和。其实，不管我们在主观上如何试图去超脱或者进入到某种关系中，客观上我们都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某个社会群体的一个分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概念的使用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它们来寻求解决的路径。
3
《富人秀》中迈太的内心深处至今可能还纠缠着的“为什么穷人可能会和富人一样不仁”的问题。道德方面的问题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是寻求不到科学的答案的。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理想和崇高的背离、传统的瓦解、相对主义的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状态都是现代性的必然特征。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当现代性不断展开的同时，前现代性的问题依然顽强地存在。这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化与冲突所必须获取的知识资源。
应该承认，我们正处于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当然就不能完全回避现代性的问题。但面对改革中大量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的复现，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资本主义现代化历程中的灾难和不幸并非是我们一定要重复的悲剧。倘若承认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违背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衷。
和谐虽然要依靠经济关系来实现，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种精神领域的体会。和谐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诚不能指望明天早晨醒来天下大同，没有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也没有了像迈太一样的烦恼。《盲流》中作者在跋中说：“不是控诉，也不是愤恨，而是憧憬”，这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坚忍，他们有足够的耐心。而面对着这一切，是不是该好好考虑如何缩短从分化、冲突到和谐的路程。
贫富就是一场无望的马拉松
据《新周刊》报道，2003年，在中国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总数已达到1.3亿人。如果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1.8亿，占总人口约15%。而与此同时，中国品牌战略协会指出，中国内地目前的国际名牌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这两个百分比，拿最近出版的两部书对比来读，才更能见其蹊跷。这两部书，一部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富人秀》，一部是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农民工：流动在边缘》。
《富人秀》所谈到的那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富人”形象，电影《大腕》里曾经有过绝妙讽刺，可谓国人皆知。书中开头就说，“有一群富人忽然自中国横空出世”。实际上，根据学者孙立平的观点，这个“新富人”阶层的诞生，源来有自，其一是因为80年代中在“双轨制”背景下的“官倒”，其二是因为90年代初在“南巡讲话”背景下的“下海”，这两次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交换，促使了转型期精英的形成。与这个精英群体的崛起相应，则是90年代以来社会弱势群体的凸显。《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一书，正是以实录的方式，讲述了在当前社会弱势群体中占很大比例的农民工的真实遭遇。
当13%的“新富人”遇上这15%的农民工，会是怎样一个情形呢？关于贫富对立、贫富分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当然也许有更专业的解释，这里，只想从文化角度谈谈贫富对峙时产生的阐释机制。《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一书在谈到城乡关系时，曾引用学者孙立平的观点。孙立平认为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样的一种结构之中，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在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正在向马拉松式结构转变。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实际上，笔者认为，今天的农民工不仅处在社会结构之外，而且更被动的是，他们处在文化的阐释结构视野之外。
他们往往处于无名、沉默的状态。例如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以都市中产阶级为期待读者的杂志中，关于农民工的论述并不多，除了那些讨论新富阶层的专题中涉及贫富分化的问题时农民工往往作为“贫困”的标志之一而出现外，农民工只出现在特大安全事故的新闻中，尤其是关于矿难、矿工的报道。有时候更糟，他们甚至被污名化和标签化。孙立平指出，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相当普遍。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
农民工的弱势，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地位上，还表现在文化上。孙立平指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基本上是面向城市中上阶层居民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不得不每天观看那些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城里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电视文化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及其社会后果值得深思。由于直面城市文化的冲击，这种文化上的失语症，进城的农民工体会尤深，有时候为反抗这种令人窒息的表达机制，甚至不惜铤而走险。2005年5月11日，农民工王斌余因讨要工钱未果（反被伤害）而杀死4人重伤1人。这个案件虽然主要是由经济纠纷引起，但背后更有其文化动因。农民工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知识、没有财产、没有权力吗？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表达途径。这种表达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权益的声诉、民意的上达，更重要的是一种平等的文化身份的确立。
富的，便是有趣的、值得大书特书的；穷的，便是无趣的、不值一提的吗？在《富人秀》和《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之间，也许更多读者会选择前者。不为别的，就因为前者代表一种富人文化，而富人文化在当今社会是一种强势文化。即便是调侃富人、拿富人当西洋镜看，人们也乐意看个究竟。正是在这种“仇富”同时又伴随着“崇富”的畸形心态下，诞生了制造一切关于富人的符号的文化工业。而“农民工”，显然被这种工业理解为一种“反文化”的符号。“农民工”作为一种穷人文化的象征，代表着失败、丑陋、无趣、野蛮、恶臭，简单说就是一切反文明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人们去欣赏一个大腹便便或者病态苍白的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关于“农民工”的公正表述，仍然还只能在报章零星见到，或者在《农民工：流动在边缘》这样的纪实性作品里见到。但是关于农民工，我不愿强调那种从道德同情出发的对疾苦的强调，而更愿意把农民工理解为你我一样的凡人，他们有凡人的一切。他们有道德的闪光也有阴暗，有精神委琐也有正大光明，有受辱后的沉默也有挺起胸膛，有欢乐也有苦痛，有义气也有小气，有可敬处也有可恨处，有很人性的时候也有很不人性的时候。你可以阐释他的正面，也可以阐释他的反面，但是，绝不允许把他抛弃到阐释结构之外，沦为文化的黑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