芹献三点

2006-07-0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叶隽 我有话说

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是一本新见迭出、分量很重的优秀著作。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史进程里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之一，国民党的重要性怎么高估也不过分。此著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政治体制”角度入手，高屋建瓴，强调国民党政权之意义

乃在中国史上开天辟地第一朝的“党治政权”。并将国民党20余年的统治史分别在西方议会政党与中国传统王朝的双重视野中分别考察，其见地果能发常人所未发。将独裁党区分为强势、弱势；将政党史划分为“党治史”与“治党史”，并由此逐渐明确学术史的推进路线，强调以后者为重点，着重考察国民党的政治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斗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应该说“问题意识”既十分鲜明，“方法论”路径也相当清晰，所谓“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中来描述”，确实做到了“鲜活与丰满”（第2页）。结论以“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为题，点出国民党不但没有全民基础，甚至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的基础”的实质，而1948年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者只逾十分之一的数字，与基层县党部人去楼空的实景，使得作者用不无文学色彩的语言结束了这样一部大研究：“此情此景，寓意着国民党早在军事大溃败之前，实际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我读后获益良多，这里想贡献三点讨论性意见，作为获益的“回报”，与奇生兄及学界同仁讨论。

一是缺乏一篇大手笔的导论。本书若能对整体的框架设计有一番理论上的整合与建构，其贡献就不仅是为一般读者提供进入的线索与背景，而更能彰显具备了学术史眼光与理论性自觉的“大家气度”。当然在“前言后语”（《自序》、《结论》）中都有所涉及，但毕竟显得有些零星、散落。

二是在具体的材料考辨之上，仍似乎可以注意后来“史家”的审视怀疑态度。这点章开沅教授已然初步点出，所谓“在利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第4页）。在我看来，这一提示十分必要，奇生兄对一手材料之运用，堪称当代之极具史家风范者，无论是档案使用之多、还是报刊检索之勤，乃至其它一手文献，都相当厚重。但窃以为，对同一事件若能以多种材料辨而证之，甚或只是提出材料的异同性，也都可更好地保存下“历史的多声部”。此类例颇多，此处仅举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一事，文化与政治场域的互动甚为复杂，非可一言即能蔽之。我不知关于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被列为“CC旗下”是否有更加确凿的证据（第239页），如果仅凭陈立夫之晚年回忆，似乎标签贴得快了些。作为现代中国语境里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意义甚大。这其中不排除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治国家）政权的主动策划，但就历史事实的逐步生成而言，学者自身的主体性应予以充分关注，即便后者受到前者的“驱动”，但只要不是已“卖良为娼”，这其间的张力就必须小心界定。因此段内容是放置在第九章“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中之“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论述的，所以似乎过于夸大了CC系的“无所不能”。

在我看来，就本质而言，这一思路还是有其道理的。但如果能对这些人物再做些具体的考辨，可能更清楚些。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文化建设应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具体表述为：

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是要清算从前的错误，供给目前的需要，确定将来的方针，用文化的手段产生有光有热的中国，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据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即便今日观去，此段论述仍无大可非议处。诚如十教授之一的何炳松之解释：“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此外别无他意。”李剑华则表态赞同十教授宣言：“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者，既不是狭隘的关门主义，也不是顽固的保守主义，也不是要拿中国的文化去征服西洋的文化，而是要以民族的立场去建设适合于中国民族所需要的文化。”任何一种论说，都难免在字面之后有其背后的历史语境乃至权力博弈的痕迹，但不经过慎重辨析就将其迅速标签化，则必将大大削弱本身立说的稳固性。就政治史研究者而言，如何更多考察文化史本身的复杂性，并予以“理解之同情”，似乎并非是多余的问题。

三是如何构建更加完整的、接近历史原相的“个案场景”。此书中争议最大，褒贬分裂到极端的，当属第五章“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作者的原意，当在借助1932~1933年间上海一家民族资本企业“三友实业社”的劳资纠纷的个案叙述与分析，来揭示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三方的矛盾与利益关联。应该说，这一思路甚是佳妙。也正应了杨天石教授的评价，“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但其“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却又能“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第3页）。确实，此著通过大量的一手档案及报刊材料，场景复原的工作做得相当不错。但如果就“精益求精”而论，有几个方面似还大有推进的余地，一则如果能有对当事人物个案的具体研究，可能更能体贴些，不管是三方哪一方中的人物；另外，其实还有潜在的第四、第五、第六方的声音，如杜月笙、中共、文化知识界，这些声音可能是被遮蔽的，包括被作者点出的未被发现声音的“中共”。仅就知识界而言，其与发生在公共领域的重大事件，就不可能毫无关联。具体到此案，我尚未能找到相关材料，但当时蔡元培等均在沪上，其日记中亦颇有关于社会现实乃至经济情况的记录。所以，这类人物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世事现实”，更何况其身兼党国元老与知识精英的双重身份。即便找不到直接的材料，但也可通过间接的材料，实现事实之间的“有效关联”。在我看来，重要则在于，使历史场景的复原呈现出“多声部的合唱”，尤其是知识精英在面对实业/大众双重现实问题的时候的态度。

以上所论，皆有“看人挑担不吃力”、“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嫌疑，好在对这样一部大手笔的著作，这种“挑刺”的举动丝毫无损于其学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