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之所至读闲书■杨宪益（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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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宪益 |
我家里有很多藏书，都是线装古书，经史子集都有，还有笔记小说，很多都带插图，很好看。不那么古旧的书我记得有成套的“说部丛书”，林琴南翻译的。这些书放在家里，没有人规定我要看，也没有人禁止我看，我就随便翻，很自由，完全是凭兴趣选择。
我买书很多。当时天津有个玩的地方，叫“大罗天”，里面有卖书的，最早是先生带着去，后来我也自己去。我买书的习惯是宁滥勿缺，几乎是能捞到什么书，就先搬回家再说。有的书只是觉得插画好看，有的只是觉得书名有趣，就买了，买回去也不一定看。如果是成套的，则一定要买全了。
我有个很要好的中学同学喜欢古诗，我受他影响，读了很多汉魏古体诗和陶渊明，也学着写，主要是五言体，七言的律、绝就很少写了。唐诗我偏爱中晚唐的，唐以后的诗很少看，黄遵宪和康梁的诗或可一读，但诗味毕竟差一点。
到教会中学新学书院读书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现代科学。上新学书院后我开始对自然科学感兴趣，我不相信世界上不可能有“永动机”的说法，想自己造一个出来，为此看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
不过，我读的最多的，除了古书，就是英文书。对英文诗歌，小时候我喜欢朗费罗和丁尼生，还有拜伦和雪莱，年龄再大一点儿喜欢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还有古典作品，像古希腊的萨福，也都喜欢。上中学起，我开始能看古典的英文，比如莎士比亚。我还有个偶像，就是意大利的马志尼，我中学看过他的《人的天职》，狂热地喜欢他，后来到英国留学时，我买到了他的英文版全集，都高兴坏了。读了拜伦的诗《哀希腊》之后，我对古希腊很向往。要了解西方文明，就要了解它的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我决定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买了拉丁文语法书自学，又请了个希腊人教希腊文，可惜他只是一个商人，没有太多的文化，对我帮助不大。我到英国留学，学的就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在英国牛津读书时，我也买了很多书，尤其爱逛旧书店。英国的书跟中国相比很贵，留学生中像我这么买书的不多。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书都是那时候才看的。和小时候一样，我买的书也不一定都看，比如我买过一套法文的凡尔纳全集，结果读不下去。
这些书后来还帮了我的大忙。毕业前半年的样子，家里来信说，因为抗战爆发，家里破产了，不能再给我寄钱了。可我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钱早就用完了，只好卖书。英国的书店回收旧书，一般是半价。我靠着卖书撑过了最后一个学期。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看书很杂，都是闲书，没什么目的性。我也看当时时兴的杂志，比如《学衡》。总的来说，我读书全凭兴趣，觉得这样读书才是快乐，否则就成苦差事了。; （本报记者 陈洁采访整理）
压抑年代的精神生活■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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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明 |
我出生于1959年，文革的时候正好十来岁。在一个渴望了解世界的年岁，却遭遇了一个知识和图书被禁锢的年代。年龄稍大一些，我在农村插队，早上五点钟出工，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第一年每天挣十个工分，合八分钱人民币。
好像每天都很压抑，只有体力劳动，但是，其实也不完全如此。在广袤的田野之下，似乎有一股“危险”的潜流在涌动。对我而言，晚上收完工之后点着煤油灯抄书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司汤达的《红与黑》、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集、普希金的诗选、拜伦的《唐璜》，还有梅林的《马克思传》，为我展现了一个充满惊奇的世界。
崇拜马克思，是那一代人普遍的现象。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我们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多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贴在自己的桌上。冬天寒冷的夜里，我和知青点的好友读《马克思传》，读得热泪盈眶。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对马克思的崇拜，不仅仅是对一位革命导师的崇拜，更重要的，是对作为一位个人奋斗的、冲破任何艰难险阻的人的崇拜。《红与黑》也给我相似的启示，于连的个人奋斗史和我们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备受压抑，希望有机会拯救自己、改变自己生活的状态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我因为出身不好，常常觉得前途是很渺茫的。“在一个战争的年代，拿破仑可以通过做一个将军来获得成功，但现在没有革命。”于连这么说。年轻人都会觉得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他会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时代的错误，他总是把自己的无能和无奈归罪于时代，从而重新获得对自我的认同。
17岁的时候，我被借调到一个文工团。文工团里边有一个文化馆，堆了很多书。我和一位朋友爬进去，偷拿了一些书。很奇怪一个县的图书馆会有那么多的好书，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激动。我用那些偷拿的书跟另外一位朋友换了一些书，其中就有普希金的诗集。我还曾经用自己的大衣跟别人换了《唐璜》。在当时，很多人都曾拿财物去换书。那是一个爱书甚于爱物质的年代。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马克思传》其实是很枯燥的。所以，与其说《马克思传》打动了我，不如说我自己对知识充满饥渴感的心灵正需要某种东西去填充。对知识的渴求，其实是一种来自人性本能的东西。另外，我觉得，人们在不同的书籍当中，读出的都是自我。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压抑的年代，流传很广的都是一些浪漫主义的东西了――因为人们都有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望。
在如今这个年代，人们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求正变得越来越淡。也许，现代人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本报记者陈香 采访整理）
阅读从下课后开始■韩石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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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石山 |
初中在家乡的小镇上，糊里糊涂就过去了，高中是在离家百里之外的一个县城，现在是地级市，当年只是个邻县。校名叫康杰，当年是晋南最好的中学，现在也还是。
我不是个早熟的孩子，甚至可说是晚熟的那种。十五六岁的人了，还没有什么志向，所以用功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当好好读书。恰恰是这种纯粹的读书，其乐无穷，其益处也最大。现在一读什么书，立马想到的是会得到什么知识，写什么东西用得上，看似用功，究其心术，自个儿先就觉得贪鄙不堪。读书上若也分个品格的高下，那时的读书是君子，现在的读书只能说是小人了。一个重的是义，一个重的是利，不可同日而语。
中学时期读书，实际是很苦的。且以一天为例。钟声一响，立马起床，若是冬季，天还黑着，迷迷糊糊地排好队，踢踢踏踏地朝操场跑去。四百米的跑道，跑上几圈之后，再冲刺一般地跑回来。取上洗漱用具，再往自流井那边跑去，匆匆刷了牙洗了脸，脸盆牙缸往宿舍一放，再跑到教室取上课本。在校园里找一处僻静地地方，靠住一棵大树坐下，便放开嗓子念起来。先俄语，再语文。老师布置要背诵的，自然要背个滚瓜烂熟，没有布置的，念的次数多了也背得下来。早饭铃响了，将课本送回教室，取上碗筷再往饭厅跑。临走之前，还不忘在手心或手背上，写上几个俄语单词，以便排队打饭时，一边等饭一边嘟嘟嚷嚷地念。不必害羞，大都是这样。
上午下午，上课如仪。晚自习自然是在教室里。下了晚自习到临睡前那半个小时，还要在路灯下看看书，或是躲在一个角落里，把白天背过的书再背一遍，这才去宿舍。倒头便睡，第二天起来又跟今天一样。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学课本上的许多古文，至今都还能背得下来，实在是那时不知念了几百遍所致，说是记在脑子里的，倒不如说是刻在脑子里的。
这还是正式的功课。这点儿功课怎能满足了那如狼似虎的求知欲望。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就是看课外书了。
这种书，主要是去图书室借。学校有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一个星期只能借一次。去的次数多了，跟管图书的老师熟了，帮他做些事，就能进去挑书，也能多借几本。看书多，看的细，就要有字典。我自己有《四角号码词典》和《同音字典》，总觉得太浅了，还借了一部中华书局出的《辞海》（全一册），锁在课桌抽屉里自个儿用。有时没书可看，就一页一页地看《辞海》。
再就是自己买了。家境好，爷爷、父亲都工作，每月给我的生活费，节省点可供两个人念书。节余的钱，除了偶尔上街买些零食外全买了书。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见了就买。最荒唐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有的书看着挺好，买下一看就后悔了，比如就买过一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打仗的长篇小说，看了才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父亲在外省工作，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也给买了寄回。
赶高中毕业时，我的书竟有一大箱子。可惜这些书，文革开始后，几乎全让弟弟拉到废品站卖了。其时我已到太原上学，回家一听，气得狠狠心地踢了弟弟一脚。弟弟说，是爷爷叫卖的，也就没了脾气。其时爷爷被开除公职，载上帽子回村劳动，今天抄家明天批斗，怕这些书惹事，连上家里原有的藏书，装了满满一平车让不到十岁的弟弟拉去卖掉。只有《墨子研究论文集》等少数书，上大学时带到太原，算是保存下来，至今还在我书房的一个书柜的底层插着。时不时的，提醒我，在我的人生途程中，曾有过那样一个君子品格的读书时期。
我是怎样考上戏剧学院的？■陈祖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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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祖芬 |
因为刚开学，老师记不清学生的名字，学生也互不相知，没人想在班里寻找狄更斯。
也不用找。我知道那就是我。
后来一位老师对我讲及，我考戏剧学院的时候，口试几乎零分。那年戏剧文学系1000人里取26名。很多考生是有备而来，背了不少戏剧理论。我么，从来没想过考戏剧学院，甚至也没想考上戏剧学院。
我至今记得我面试时的两个问答。老师问：什么叫情节？我太纳闷了，这有什么好说的？我说：情节就是情节呗！老师笑：那么你知道钢产量吗？我最记不住数字，幸亏为了高考刚刚死背过钢产量，我清晰地回答：40！老师笑：是40斤还是40吨还是40什么？我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的口试用现在的语言讲，叫做：搞笑。
记得口试结束时，一排老师对我笑，可爱地笑。我也朝他们笑，开心地笑。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我知道我很愉快，因为轻松而愉快。
我只想上外语学院。戏剧学院落榜，正好上外语学院。是戏剧学院招生前到上海各中学去物色表演系学生，我不去，不去。然后我那高三班的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你是共青团员！
我，共青团员，走向戏剧学院。只是实在不想当演员，一念之差地进了戏文系的考场。虽然，我本来也根本不想上文学系。我想文学么，自己会看书就行了。我考上戏文系，只是因为笔试时的一篇命题作文让考官们看上了。是什么题都写了些什么，我一无印象，更不记得有什么好。
现在我想，那篇即兴作文，或许是我中学6年及至小学时期阅读的总汇。我的中学生涯，初中迷篮球，高中迷英语。从来没有迷过语文课，但是迷小说。小学时每一个节假日我都得完成爸爸布置的功课，唐诗宋词诗经史记等等，背！至今记得爸爸一回家，我从沙发背后钻出来，背。真是站直了，别趴下。那时学校的功课不多，我还总有时间玩。然后就是我的大快活――阅读。
当此之时，不是老师，不是爸爸，是我自己想读的，是如获至宝，乐此不疲的。我10岁读完《水浒》后，11岁读《红楼梦》。我从来没对红楼热过。因为我11岁以后没有读过，11岁以前没有读懂。如果我11岁时把陈祖芬品红楼写出来，那曹雪芹立马晕菜，随即大喊：易中天！你在哪里？你别光品三国呀！
我初中开始读外国小说。第一部是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小说里那无处不在的幽默，那苦恼人的笑，那好心必有好报，使我不可能不成为狄更斯迷。在戏文系第一次写独幕剧，就是选了《大卫・考伯菲尔》里的一条线改编的。还附上几句话，大意是：剧中连墙上一只钉子都有出处，无一可以更动。这种自大自信，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
中学6年，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外国经典小说――除了俄罗斯。俄罗斯，我喜欢读普希金、契可夫的短篇小说，长篇么，对不起，太长了。《奥勃罗摩夫》，看了200页了，那奥勃罗摩夫阁下还在床上胡思乱想还没起床呢。我没耐心等待，我是小孩，我青春不再，还有多少好看的书好玩的事在我跟前一字儿排开。
进了中学爸爸不再给我另加功课。因为阅读，已经成为我每天必做的功课。爸爸是中学语文老师，早早地就告诉我，最不需要读的，就是关于如何写文章一类的书。自己多读书，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写。我中学的全部课外时间，当然，除了动物凶猛般地打篮球，除了皮筋宝贝般地跳猴皮筋，然后，就在外国小说间游走了。不过，我终究太有局限，我身上的快乐因子太多，悲剧意识太少，所以狄更斯以外我很喜欢简・奥斯汀。上了戏剧学院我再没时间读小说。我很快移情别恋，爱上了莎翁。我高兴我有机会与莎士比亚面对面，与莎士比亚零距离。不过，这个机会是我考戏剧学院笔试时的那篇作文给我的。那篇作文么，是狄更斯，是简・奥斯汀，是史马迁，甚至也是曹雪芹给我的。我是怎样考上戏剧学院的？
沉醉在爱情描写中■残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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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雪 |
有一天，我得到了《牛虻》这本书。我是一个在某方面晚熟的、有点懵懂的女孩，所以《牛虻》这部小说里头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并不完全懂得。不过因为家庭氛围的熏陶，那里头的崇高境界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开始是废寝忘食地一口气读完，然后重复读，再后来便将书藏在大箱子后面，以免被家里人拿走，像干坏事一样，时不时偷偷拿出来重温。我时常想，牛虻是如何做到忍受一切的呢？一个人怎能像他那样对付疼痛的呢？像那个时候的很多孩子一样，我自己也是非常有忍耐力的。我记得那时风湿痛几乎常年伴随着我，又没有药吃，我便训练自己在疼痛中入睡，我果然做到了。时常，晚上睡觉前两腿疼得厉害，到了第二天早上仍然很疼。但是必须去上学，一活动，就将疼痛暂时抛开了。然而，自从读了《牛虻》，我感到我的忍痛能力同他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还有，他的忍痛方式也给我非常深的感染，我朦胧地懂得了“独自承受”这几个字的含义。不但要能忍，还要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诉苦。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有理想的能干大事的人。我将书中的每一个有关疼痛的细节设想了又设想，似乎是在测试我自己能否具有他那种超人的毅力。毫无疑问，我同他比，那距离太遥远了。不过我还小，还可以努力嘛。
我忽然就得到了《红楼梦》的全本，可是我一点都不耐烦看那些繁琐的描写，我只看宝、黛、钗的爱情。每天废寝忘食地看，不知看了多少遍，揣摩了又揣摩，还用透明纸蒙了一张宝玉哭黛玉的画像，然后用毛笔描出来。那也许是我第一次将爱情同死亡联系起来的尝试吧。从那以后，我读得最过瘾的爱情描写就是那种极致的描写，爱到死的那种。
我认为这方面的顶峰是《安娜・卡列尼娜》。我读完托尔斯泰的这本书之后一连好几天精神恍惚，既深深感到命运的可怕，又感到人生的强大吸引力。显然，我的神经是极为强韧的，我渴望读到更多这种类型的书。几年下来，我已经熟悉了俄罗斯文学。我私下里认为最好的还是《安娜・卡列尼娜》。这还要归功于那个时代的优秀的翻译家，如今他们大都已不在人世了。如果要问有什么因素促使我后来去搞文学的话，这本书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像我决心要将秋千荡到超出秋千架的高度一样，安娜的形象既让我体验到那种回肠荡气的自由感，也让我领略了地心引力（也就是死神）的阴森可怕。我能在青少年时代就接触到最高级的文学，这实在是一种幸运。也许那时在下意识里，追求终极之美已成了我的宗旨，只是我还不知道而已。那就是光，只要有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会被照亮。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哪怕物质生活再贫乏，个人“前途”再暗淡，我也从未产生过哪怕时间短暂的颓废。我总是兴致勃勃地投入生活，托尔斯泰的理想主义将我带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在那里，任何的淡泊、无为或不可知论是受到排斥的。只要我醒着，我就在策划改变自己，也改变别人。当然在梦里，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我没有正式写，也没想到要写（因为没有发表的可能），但我的个人生活一直在冥冥之中围绕这个中心做准备，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奇怪。
多看课外书，不死考课本■席泽宗（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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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泽宗 |
钱老讲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我入师大附中比钱老晚20多年，而且因抗战关系北师大附中已内迁兰州，改名西北师院附中，可以说时间、空间都相差很远了，但钱老说的优良学风则仍保存着。我是1944年秋进入西北师大附中读高中的，一入学，就觉得这里的同学不怕考试，读书空气特别浓厚，大家除了做好功课外，竞读各种课外书籍，把追求知识当作一种享受，而不是困难。晚间休息，有人谈收音机如何安装，有人介绍煤焦油工业，有人谈法布尔的《昆虫记》，许多人都像小专家似的。我很羡慕，于是也寻找了一些课外书来读。起初读得很杂，据现在所忆有：马寅初的《经济学》、汪奠基的《逻辑学》、霭理斯的《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丹皮尔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任鸿隽、李珩、吴学周译）等等。最使我发生兴趣的则是张钰哲的《宇宙丛谈》，32开本，不厚的一本小书，竟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在它的影响下，我找来更多的天文学书籍来读，并夜观天象，打算高中毕业后学习天文学。
1947年春，我把想要学习天文学的打算写信告诉我在西安的一位长辈亲戚（相当于我的监护人），征求他的意见，他回信坚决反对。他认为星星月亮摸不着，人也上不去，学天文学是好高骛远，决无出路，奉劝我要脚踏实地，到税务局找个练习税务员干干，既经济，又实惠。1947年6月，我到西安就“两条道路”问题，和我这位亲戚进行了一星期的激烈辩论，最终不欢而散。为了迫使我就范，这位亲戚不但分文不给，而且把我的行礼扣押在他的家里，可谓做绝了。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幸赖一些师友和同学们的支持，协助我到南京和上海考学，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远在广州、当时中国唯一的天文学系――中山大学天文学系。
1950年冬我在中大天文学系毕业前夕，邹仪新教授写了一封推荐信给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其中有言：“大作《宇宙丛谈》的一位读者，经过种种艰苦，越过万水千山，将要求教于作者门下，您当有自傲之感”。其后，我虽没有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但和张先生的接触很多，尤其是1954年他的一番话使我坚定地走上了天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使我终身难忘。他说：“人生精力有限，而科学研究的领域无穷，学科的重点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能赶时髦，只要选定一个专业，锲而不舍、勤勤恳恳去做，日后终会有成就。天体物理固然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都干天体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占领，而且都要做出成绩来。”
读老师脑子里的书■任继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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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继愈 |
我上的中学北平大学附属中学只办了四年就关了，却是非常好的学校。很多老师都是北大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决定报考北大的哲学系。通过他们，我知道了引领思想界的那些大家：梁启超、胡适、鲁迅，并且开始读他们的书。那几年我读了很多课外书，有的是老师指定的课外阅读资料，有的是自己找到的。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读书初期，老师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完全凭兴趣读怎么读得过来？好老师能把你引向好书。我对哲学史感兴趣，就是因为国文老师提到了学术界关于老子生活年代的争论，我就搜索不同学者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很有收获。
到北大以后，我读书就比较专了。我刚考进去时，北大在沙滩，图书馆设在一个叫宋公府的四合院里，馆里藏书很多，《四部丛刊》、《诸子基成》、《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六史》、《册府元龟》这些必备的工具书和丛书不用说，《四库全书》、《永乐大典》也有，书的质量也很高。当时的馆长是毛子水，他留学虽然是学科学的，却精通文史，对古籍鉴定非常精通，买进了很多善本古籍。
图书馆是全天候全方面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任何一个阅览室随便看书，不一定要是北大的学生。只有进书库才需要借书证或学生证。无论中外文阅览室都是开架的，书架旁边就是桌椅，看书很方便。
我有时候去看一整天的书，中午出去吃饭，书和包就摊在桌上，回来再接着看。那时候我看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既是我的专业，也是自己爱好所在。读书的时候会感觉生命非常充实。我还喜欢进书库去看书，不一定有太明确的目标，碰到什么书都翻一翻，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发现重要或感兴趣的问题，再通过图书索引卡片去找相关的书，借出来集中地看。这样能做到在驳杂的基础上精专。在全开放的情况下，图书馆也从来没有听说丢过书。
图书馆的环境也不错，四合院里有很多古树，幽深肃静，非常适合读书。但冬天馆里很冷，简直坐不住。两年后，新图书馆盖好了，用的是钢筋门窗，在当时是最时兴的，就没有那种冷得让人受不了的痛苦了。
西南联大时期，条件非常艰苦。从湖南迁云南，可以说是颠沛流离，一路上很多东西都丢了，书也一样。三个学校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被毁。当时很多老师的著述都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完成的，他们的功底很深。我们那时的学习，主要不是靠读书了，而是读老师脑子里的书。师生住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听老师们讨论学术问题，办学术讲座，这恐怕也是读书的一种方式。（本报记者陈洁采访整理）
青春花季好读书■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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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渔 |
我认为，阅读文学名著，并不仅仅是为了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文学者，首先是为了理解生活的意义，使自己的心灵丰富、敏感、细腻、成熟。这种阅读应该在中学阶段进行，因为这时候的年轻人既处于身体发育的阶段，也处于心灵发育的关键时刻，他们已经有多愁善感的冲动，有对于友谊、亲情的体味，甚至开始产生对于爱情的朦胧向往；同时，前途的不确定、社会的未知性、人际关系的复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得求知、苦闷、彷徨与期盼纠缠在一起，他们固然可以向家长倾诉，向师长求教，与朋友共鸣，但文学名著是最高明的师长，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们对心灵的熏陶和提升作用是不能取代的。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一系列好书对我思想的冲击，我的如醉如痴，以及内心的温暖与狂喜。就物质条件而言，以及从某种角度上说到当年的社会条件，那时的一切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但阅读弥补了几乎所有的缺陷，想到伴随我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大量经典性文学作品，我回味过去时，幸福感压倒了苦涩。
第一次使我感到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广阔、美妙世界的是我小学4年级时读到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我读的第一本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我看得极其入迷，那曲折动人、出神入化的情节，书中人物的奇特性格，人物身上的大智大勇和正义感，使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悄悄地兴奋、激动、喜悦着。接着，我把零花钱全用到租书店，看完了当时出版的儒勒・凡尔纳的所有作品。这套书使我领略到人可以有多么丰富、幽默的性格，多么智慧、勇敢的品质，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正义感，附带地，我还从冒险故事中学到不少地理、生物、物理方面的知识。
初中时，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的心灵震撼是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我知道了原来人间还有那么巨大的苦难和不幸，人如果要作恶，可以恶到什么地步，而人如果决心行善，又可能产生多么伟大的精神力量。这本书中的几乎每一个词句都铭刻在我的心中，比如“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为地狱”等等；而“脑海中的风暴”、“祈祷”等段落标志着的“内心生活”、“自我反思”等精神活动对我来说已经开始。
刚上高中时，我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应该说，我的年龄和阅历还没有到达理解这部作品的阶段，不过，书中宣扬的“道德自我完善”这个概念却长时间对我有支配作用，我力图养成托尔斯泰那样的习惯，用解剖刀一般锋利的目光审视周围人们的道德，同时也用严格的尺度审视自己的心灵。紧接着，我断断续续地读完了罗曼・罗兰的4卷本《约翰・克利斯多夫》。说是断断续续，因为这部书很难找，在青年学生中非常出名，大家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一旦找到就在同学或朋友的小圈子中飞快地流传。我把这部著作视为精神生活、感情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展现了友谊的温馨、爱情的迷人和牵魂动魄、艺术的价值和力量，它也刻画了创造力得以实现的漫长、艰辛的过程，人的生命力不可遏止的冲动。
从雨果、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中，我领会了人道主义，我不是通过理论学习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是长期浸润在大师的作品中，使得人道主义变成我的血肉的构成原素，我的生命的密码、基因。
我记得，我的好多个暑假都是从头到尾在阅读文学名著中度过。有一个夏天，我只看了几部作品，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它们都是包括3、4卷的长篇巨著。还有一个夏天，我学习和背诵普希金的俄文原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片段。我现在得承认，不论是从学习文学还是学习外语的角度看，这都不是好的方法，但是，重要的并不是获得成型的知识，而是爱好和热情。现在，我不时被邀请参加一些文学作品研讨会，也常常阅读一些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写的书评，我深感其中一些人头脑中装满了关于作品、作者、时代背景、文本解读和话语分析的理论和知识，但缺的是爱好和激情。也许，我因为没有人指导而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但幸运的是，我没有让自己的爱好和热情退化为一种职业习惯。
有人说，学计算机要趁早，也有人说，学英语要趁早，不知道有没有人把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放在当务之急的地位，反正，我是这样的人。我的人生经验是，先懂得做人，再学习役物和谋生。
是黯淡的,但是……二月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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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河 |
他说这话的意思，别说我现在，就是当时那会儿，也是全盘理解的，他想让我也弄个“第一”，但事实上，我上小学、上初中乃至高中，我都是班里的“底线”，混得好些时，是个中等，一般情况下，总是个坐红板凳的主儿。小学六年，我留级一年，初中、高中更惭愧，又各是一次。一共一生足足上了15年学，读完了高中。我不晓得上大学有“留级”这一说没有？我那样的“臭”自然是考不上的。倘如考上了，我估计我还得“留”。这样留级，延误了时间，到1968年入伍，我足足是23岁，超龄了，虚报一岁参了军，参过军再把年龄改回去：1945年。
这个经历，本来说不得。但我常说，在大学演讲说，朋友来聚，人家带着孩子，本来想听听“二月河伯伯”如何刻苦学习的话，是“受教育”来的，我讲这些，大家面上笑，我想心中必定“大皱眉头”：二月河怎么这德行？
然而这是事实。当然，客观原因也是有的，父母亲调动工作频繁，转学多，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课程进度不一那也是真的。我自己不争气，恐怕是基本原因。我这人浮躁没有耐性，不喜琐碎的逻辑推理，不爱刻意地背忆公式，遇到“没意思”的东西死活钻不进去，是天性使然，很无奈也很坚持，那结果就是“不沾”。
比如说外语，我原在一个学校读的俄语，转了一个学又学英语，俄语学得还有点兴味，到英语就不行了。我们家好像对外语有天然的排异反应，一提ABCD就懵了，我弟弟、妹妹们外语都不行，但他们比我有坐性，似乎好点。
数学，枯燥。每转一次学，讲的不一样程路，听不懂，不想听，坐在那里，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茫然盯着窗外，老师的话都会变得很遥远，老师的面孔都会变得成一块模糊不清的白板，嘴一张一?的不知他在念叨些什么。偶尔，一个粉笔头砸过来，打在我脸上，我会被砸得一楞，那是老师砸过来的。我转过不计其数的学校，老师砸粉笔头的水平都极佳，大致都在耳朵旁边，但绝对打不到眼睛。我在多少年后写小说涉及镖手武林好汉打镖水平时，常常想到老师这一招。天下老师练起武来，恐怕都是高手吧。
理化的情况稍好一点，不似外语那样全靠硬背，也不像数学那样一步跟不上，一个学期都追不得他们各自那个程序（此老师彼老师，这学校那学校，课程是大相径庭的），耽误了，倘仔细看看课本，能搞个差不离，考个“大概其”――及格罢。
数理化都不景气，这就是我的中学写照。然而我有强项，语文、作文无论转到哪个学校都是出色的，上邓县四中、邓县一中，南阳三高，语文老师没有不赏识我的，不但不砸粉笔头，且常常当堂诵读我的作文，或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刊登。不但课文，就是课文上没有的，比如李密的《陈情表》，有一回一个老师说“李密是农民起义军领袖，还能写这么好的文章！”我说“写陈情表的是晋李密，不是隋李密”他还不服气，“挂角读书”什么的和我争辩，回去查查还是他错了。高中6册语文，我认为是最好的文学选本，收的文章都是顶尖级的世界文学精华。去年，一个想自修文学的博士向我讨要书单，见其中有高中六册语文课本，惊讶地说：“你怎么把高中课本中华活页文选也列出来了？”我说：“你小看这两种书么？比《古文观止》还要强很多呢！那是比二月河水平高得多的人为你选的，你中学读书时能认识到这一点么？”――我是这样看：我缺乏死记硬背的能力，但好文章，到手基本过目不忘，我的嫂嫂曾把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拿来，我看了一遍就还给她，她问：“难道不好吗？”（那时《毛选》尚未在社会上发行）我即开始背诵，从头到尾一字不差。《愚公移山》不但毛选文章全背，原文也能背得滚瓜烂熟，看两遍就行了，不需要第三遍，第一遍“大致”，第二遍“找一找”，就成，我有这个能力。我喜爱的东西，不用你老师耳提面命给我“灌”，有一次背《史记》中一个段落，是当堂点名，背得急了点，太快了，句读没有分好“相如因持璧，却立，依柱”三个动作应略有停顿，我却一气贯了出去，老师说“本应给你一百分，扣你二十分。虽然八十分，我本人认为你实际是一百分”。
再还有就是读小说。《西游记》是小学就读了的，不能全懂，囫囵吞看故事――到初中就真的读懂了。1980年，我在《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史湘云是禄蠹吗？》还有《凤凰巢与凤还巢》在红学界引起了一点反响。其实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在高中时我就研究了，只是那时手中没有脂批本资料而已。考试不许“看闲书”，但似乎所有的闲书我都爱看，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彭公案》、《施公案》、《江湖奇侠传》这些“不正经”书，都读光了，还有算命揣骨、手相这些书，是“彻底不正经”的书也看了几本。《三国演义》、《水浒》、《西游》、《红楼》，我都还形成了自己一些看法和观点，这不消说得，如《三言》也读得差不多了，这类书那时找不齐，又不敢向大人要钱去买，只好忍着将就。星期天我会痴痴站在新华书店的大橱窗前看那几套《三言二拍》，怅怅地离去。但到毕业时，我看《聊斋志异》这样的书已完全不费力气了。
学校图书室是我光顾最多的地方，借的也都是“闲书”。去的多了，管图书室的老师和我的关系也就“亲些”，一借就是几本。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老师见了是要收的，图书馆的书老师便很无奈：收了还要缴图书室的。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看书了，吃饭是一手拿着馍和葱，一手翻书，睡觉是翻过身看书，翻过身还看书，这还不过瘾，有的书人家催换，只好课堂上看――那时课桌都很糟，都裂着很宽的缝子。这样子――两手插在桌斗里，从缝隙里一行一行阅读下来。这种姿势和“注意”听讲差不多，老师万难发现，反正我是一次也没被“逮住”过。
就这样读完了高中，加上两年学校“文革”时间，我毕业时已是23岁。这个年纪，许多人大学也差不多毕业了。我自己总结是：一塌糊涂数理化，一枝独秀是文史。这么着说，或许对看我这篇短文的中学生是有副作用的。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诚实说话。有人问我：是不是像你这样读书就一定能在文学上有所造诣，我同样诚实告诉你，不见得。慢说读这点书，就算再加十倍，再加你的阅历、见识、胸怀，加生活条件，加……那也未必就成，文学是要讲缘分的。你爱文学，还有个文学爱你不爱的问题。读书是没错的，功利是另外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