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1940年生于昆明，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
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现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和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主要著述：
主要英文著作有《中庸：论儒家宗教性》、《仁与修身》、《儒家思想：创造性转换的自我》、《儒家伦理在今日：新加坡的挑战》、《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等，中文著作有《儒学精神与儒家传统》等十余种，集成《杜维明文集》。
采访手记：大客厅里，杜夫人像猫一样蜷在沙发里，慵然地看电视，是为“今”。
初夏的未名湖畔，夜风习习。一灯如豆下，和杜维明在斗室里对坐清谈，一如魏晋士人风度，这是“古”。
清谈的内容是中国儒家文化，是为“中”。
偶尔找不到合适的词，他会在唇间噙咂片刻，可吐出来的还是英文单词。至于接电话和信件往来，则都用英语，因为“typinginChi鄄neseispainfullyslow”，这是“外”。如此古今中外的交错中，焉能不恍若若梦？
但杜维明仍然是真实的。见了他，才知道什么是纯正的中国传统之谦谦君子，温温恭人。他的声音低缓沉稳，神情温柔敦厚，他接电话前先向我致歉，他送客一直送到楼下。果然是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十有五而志于学，学出名门
我的人生是从十四五岁开始的。当时我在台湾很好的建国中学读书，我们有一个周文杰老师，是牟宗三的弟子。我们有四五个感兴趣的同学，跟着他读四书，按照朱熹提出的顺序，先学《大学》，然后《论语》、《孟子》、《中庸》。
我当时一接触儒学，就知道这是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我对儒学的思考和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著，而是感觉到知识的愉悦。学习的乐趣实在太大了。我觉得人一定要按照自己心灵的需求去安排人生。当时我们同读四书的同学，后来大多都出头了，但其中有一个同学因为父母的关系和压力，放弃了儒学，转学机械工程，成就也很大，可我知道他一直很不开心。
其实对我来说，诱惑和压力一直存在。当时的台湾重理轻文非常严重，我17岁入东海大学读书，后来从外文转到学中文，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外文当时很好，学外文可以作新闻、外交、海关，发展很好，而学中文能干什么？我有个亲戚还奇怪，说，中文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吗？中文还要学？1962年我去美国，当时就有个教授建议我转攻物理，说现在你重新读本科，4年后还有发展，而学文科，10年也不能出头。对，这个危险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几乎是肯定的。可是我知道我想要做的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幸福的问题，比如学别的东西，我也可能出头，像那个同学那样，可是我不快乐。那些成就看在别人眼里很大，可是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没有意义。我就愿意做我喜欢的事情，这样可能很傻，不过是我的选择，我的心所安处，我的幸福所在。我就这样一条路走下去了。
这方面，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的是英文和经济。母亲在金陵女大学艺术。小时候，家里有她的油画。他们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点还不仅仅是关心爱护我，还有让我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他们对我的决定和选择，一直是宽容而且支持的。
后来，我因为周老师又认识了牟宗三和徐复观。他们都在东海大学，我们常常去拜访，讨论儒家儒学，也去听他们的讲座。他们让我感受到儒家的风范，就是自由平等地论学。有一次，唐君毅从香港来，我们一起去淡水河见他，我是惟一的中学生，带了他的一本《心物与人生》请他签名，他签名时称我为“维明兄”，我当时很吃惊，唐君毅说，我不是他直接的学生。他朋友的学生，他也应该称“兄”。这让我知道，学问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去，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对比一下，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的仪式上说道，他曾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虽然没有得到，但是杜威给他写过推荐信，他几十年都感恩在心。杜威对于他和胡适来说，就是完全的师生关系，而我们所谓的师生，更多的是道友。同道中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是平等的。还有，学习什么时候都不嫌晚，而且学术是什么人都可以接纳的。抗战前有一个逸闻，就是有个人小学都没有毕业，决定报考复旦大学的本科生，结果老师阅卷后对他说，你的学问已经很好的。现在我们正好有一个职位空缺，请你来教书好不好？
因为牟宗三和徐复观的原因，我报考了东海大学。美国在中国办了些很好的大学，内地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在台湾就有东海大学。当时的东海大学跟台湾大学――也就是台湾的北京大学――相比，只是一所二流大学，不过它有它的特点，一个是实现真正的通才教育，第二是新学校，从观念到制度、校园，一切都很新，第三就是相当的国际化，外籍教师特别多。他们大多数是在国外本科毕业回来工作的，比我们也就大四五岁，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亦师亦友。东海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我是东海大学中文第三届学生，那一届一共7个学生，有十多个老师。当时整个东海大学也不过600人。到我们后面第四届招生时已经有800多人，现在有一万多人了。
大学读书是很有乐趣的。我跟牟宗三学《史记》，他教我们句读。只有两个学生，就在他家里上课，每次上课前，他总要花半个小时骂人，骂学术。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成了一师一生。牟宗三问过我那个同学为什么不去了。我说因为他受不了老师骂人。牟宗三就说，好，以后我不骂人了。其实他还是喜欢骂人的。我一般是中午或者下午去，讨论一阵，吃点东西，再讨论，常常一直到深夜，真的是其乐无穷、其乐无穷。
三十而立，立于儒学
21岁大学毕业后，我服了一年兵役后就去了美国。其实去美国读书本来不是我的志向，我当时就想留在台湾的研究院里，学文的，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可东海大学的校长是哈佛毕业的，他得到了一个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就一个，说是给东海毕业的最好的学生。他问我要不要，我当然要了。
刚出去的时候，我是有所怀疑的，不知道自己在海外研究儒学，会有什么结果。感觉是很寂寞、凄凉而且不确定的。不过，在学习过程中，我跟所有的学者接触都是以开放的精神去面对。既不是诚惶诚恐地学习，也不是要向人家传道，儒家之道。我们只是进行对话和交流。
我的老师别拉（RobertBellah）教我们宗教理论，我交作业，他在后面批注说，“你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启发”，那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而已。后来，他介绍我去见艾森思达（S．N．Eisenstadt）。艾森思达是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他研究现代化理论在整个英语世界都很出色，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我是很谦虚地去拜访他，他问我的“思想谱系是什么”，我就开始说，说儒家思想。他有个习惯，就是顺手记小卡片，我一边说，他一边写写划划，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居然做了一摞卡片。后来，他要求我写一个备忘录，我就写了一篇《关于儒家与现代化》，他居然一直保留着，直到几十年后还跟我说起过。可见学术是没有等级的，所有做的学问都是平等的，都可以互相激发。
另外，就是从那次谈话以后，我知道了作学术是需要根基的，就是你思想的谱系和源头。西方不追溯到源头希腊不行，中国不回到传统也不行，那就是虚浮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东亚文明的根。我对儒学研究有了很强的信心。
无论中外，我们对儒家有很多的误解，比如重农轻商，那是法家，不是儒家。又比如，孟子曾经论述社会为什么要有“士”，就是古代知识分子，表明他有真正的社会性和民本思想。这些都是简单批判儒家思想的人没有足够关注的。还有很多习惯性的错误概念，比如孔子其实并不是儒家的创始人，也不是儒家最高人格的代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有四个方面：个人、自然、社会和天道，身体、心知、灵觉、神明是个人的修身，还有社会性方面的。等等。
与误解同存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很不够。我曾提倡将9月28日孔子诞生日定为全球的教师节，这就是传统文化继承中浅显的一部分。儒家的核心价值概念“仁”，郭店楚简里所有的“仁”字都写作“身心”，能看出在儒家中，理总是外在的，个人修养才是儒家的价值内核。钱穆晚年口授文章，说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就在于天人合一。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儒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可以贡献于世界的。可是我对研究和继承还不够。我就希望自己在这方面作一点工作。
到哈佛的第二年，我获得了东亚研究的硕士，1968年获历史和东亚语文的博士学位。这期间，1966年到1967年，我回台湾，在东海大学教通识教育，这是我第一次教书，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教学工作。我在读博士期间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系教过书，是半薪半职的，毕业后才成为全职的。
五十而知天命，命在现代化
这些年，我一直在从事儒家现代化的研究和推进，并试图促进超越启蒙心态的多种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我是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的成员。
1971年，我从普林斯顿去了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历史系，从助理教授、副教授，一直做到教授，前后10年。那时我就发起了儒学研讨会，研读儒学经典，探讨其现代化的问题。在哈佛的时候也一样，我们结合日本的“汇读”（一种读书的习惯性制度，三五好友自发聚在一起，深入阅读经典并讨论）和德国的seminar（大学的一种授课形式，自由的课堂讨论），每月一次，讨论东亚现代性问题。
我从1981年以后就一直在哈佛大学。以前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中国历史和哲学，也在历史系和宗教研究委员会兼职。1996年以后去了燕京社，一直到现在。我在哈佛给学生上课，讲四书，也是按照朱熹的顺序，从《大学》开始，最后《中庸》。每星期一次课，只有几个学生。开始我觉得有点没意思，他们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后来学生开始自己讨论，其中一个人质疑说，从格物致知怎么能进入到诚意正心呢？格物致知属于知识，诚意正心是美德，道德方面的。又有学生反驳说，知识可以带来美德，他们就这样争论起来，我突然发现，这就是当年理学和心学、朱熹和陆九渊争论的问题。一下子就觉得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说，我对我们青年的文化担当还是乐观的，他们中间有很好的学生，他们是希望。还比如，我学术休假期间到北大，他们想要我开一门介绍西方汉学的课，我觉得没意思，后来决定开讲儒家哲学。据说从上世纪20年代粱漱溟开了这门课以后，再没有人开过。这课我上得很高兴，后来在台大、香港和法国也讲过。
有人批评我有文化决定论倾向，也有人讨论儒家伦理是否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有一段时间，韦伯的思想，就是他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我影响很大，但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深层地影响利益走向，而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相悖。
你刚才提到我对儒家文化的感情问题。我确实认为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是很厉害的，但这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过于粗暴地对待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不行的。其实，如果说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话，我可能恰恰是最能做批判的人，因为我知道儒家最深的阴暗面。比如等级观念、男性中心的思想等等，还有特权思想在权威政治中带来的专制之类的问题。但是一切都要区别对待，儒家中的三纲是有问题的，但五伦、五常就没问题。
从1982年开始，大概有5到7年的时间，我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希望把它建设成为海外研究儒学的基地。当时余英时和我是海外顾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研究所改名为“东亚哲学经济研究所”，侧重经济研究了。
1997年的金融风暴，东亚受创很厉害，当时就有人说是儒家文化的祸害。可是在金融风暴中，韩国表现出来的那种全国人民共赴国难的精神，就是儒家精神的一部分，是积极健康的，具有现代价值。
而今从心所欲不逾矩，欲在原创著述
我真正关心的核心，还不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之类的问题，而是有人质疑，说20世纪、21世纪极有原创性的思想不可能从儒家思想里开出来，我就是要证伪这一点，要作原创性的工作。
不过所有这些都不那么重要，我的自我期许，还不是职业化的学者或哲学家，而是做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我觉得人生如果说30岁开始读书，40岁升华，50岁思考，那么60岁就可以写书了。我现在66岁，可以写一点东西了，可以开始创建体系和思想了。掘井要及泉。
当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挑战，我知道我能做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我不做，以后也会有人做，可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现在我还在各地不断地跑，不断地讲学，但对于我自己来说，写点东西是重要的。到时候了，是到写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