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故居芝园之荟锦堂
稿本《南旋日记》
芝园之洗秋院
近十数年来，因台湾作家高阳小说及《八月桂花香》等电视剧的渲染，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因胡氏长年活跃于杭州，对于他的籍贯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其人原籍安徽绩溪，后迁往杭州；另一种则认为胡雪岩应为杭州人。这种争论由来已久，但在去年再次掀起波澜，引发媒体的极大关注。
现籍与祖籍“杭州人”与“徽州人”的争吵
这场新的争论在《中国文物报》上展开：2005年9月2日，杭州历史博物馆高念华先生发表《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一文；接着，安徽绩溪胡维平先生发表《对〈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几点辨析》（11月25日），对此提出反驳；12月16日，高念华、张倩、段虹三位再次发表《评析：误认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重申了此前的观点。
为了证明胡雪岩是杭州人，高先生列举了六条“证据”。在我看来，这些“证据”即使全都靠得住，充其量也只能说明胡雪岩长年生活在杭州或现籍为杭州，却无法断定胡雪岩的祖籍究竟源自何处。例如，胡雪岩在日本铜钟上题名“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他认为这是胡氏籍贯杭州的铁证。但在事实上，却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清乾隆时代前往日本经商的一些商人往往自称是“吴趋（亦即苏州）人”，在自署籍贯时也常常写作“吴趋某氏”，而其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却是地地道道的徽商，只是活跃于苏州或从苏州出发而已。再如，高先生举出《杭州府志》、官方奏折、与胡雪岩同时代人的记录和小说家陈蝶仙的记载，证明胡雪岩是浙江人，这也并不符合逻辑。因为一些方志、文集、奏折和小说都记载乾隆时代的大盐商江春（鹤亭）是扬州人，为扬州盐商，但江春作为著名的徽商却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常识。这些，都牵涉到徽州人的现籍和祖籍的问题。
明清以来，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徽商的如日中天以及徽州文化的繁盛，使得许多徽州移民对于桑梓故里，有着异乎寻常的自豪感和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背景下，祖籍与现籍一样受到徽州人的高度重视。对于徽州人而言，祖籍与现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揆诸实际，高、胡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一方说的是现籍，一方说的是祖籍。不明白这一个关键，“杭州人”和“徽州人”的争吵便会无休无止，即使争吵一万年也未必会有结论。
祖籍认同感和乡土意识祖籍认定的关键
十多年前，笔者在《读书》上发表过学术散文《斜阳残照徽州梦》（1994年第九期），后因有人对文中提及的《儒林外史》中两名徽州文人的籍贯存有疑义，我遂撰写小文《胡雪岩及二牛“籍贯”》，首度涉及胡雪岩的籍贯之争：
……说（胡）光墉为徽州绩溪人不误，为杭州人亦不误，何故？一祖籍，一现籍耳。根据明清政府的规定，凡在侨寓地拥有田地、坟墓二十年以上者，即可申请入籍当地。故而徽州人所到之处，纷纷求田问舍，以争取尽快土著化。……（不少侨寓异地的徽州）人的现籍虽非新安，但在自我感觉上却认为自己还是徽州人。（《读书》1996年第五期）
关于祖籍，不是一个可以纯粹用多少年或多少代来计算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当事人及其后裔的祖籍认同感及其乡土意识。所谓祖籍认同感，是指他们是否强烈认同于迁出地的桑梓故里。而乡土意识则表现为他们是否与迁出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侨寓地是否有同乡之间的密切往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留着迁出地的风俗习惯，以及侨寓地社会其他人群对这批人的看法，等等。
胡雪岩祖籍绩溪胡里（今湖里村），对此，迁居杭州的他有着明显的认同。光绪八年（1882年）胡里胡氏与邻村王姓因中王庙发生纠纷，胡里人利用“富绅胡光墉”的名势，与王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邻村生员王含贞等禀称：
……江西候补道胡光镛迁杭已久，原籍族谱有虚有实。
在这份湖里民间保存的《仝王姓交涉公事》抄本中，即使是胡氏的对立面也很明确指出――胡雪岩系从胡里迁往杭州，胡里正是胡雪岩的“原籍”所在。从中可见，远在杭州的胡雪岩深深地卷入了绩溪胡里的这场纠纷。由此亦可看出，胡雪岩对于绩溪胡里有着强烈的祖籍认同，否则，他何以要在绩溪中王庙的诉讼纠纷中出头越控？
更为重要的是，早在胡雪岩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到访胡雪岩芝园的徽州人，就已经证实他的祖籍出自绩溪。
稿本《南旋日记》 胡雪岩同时代的证言
去年，我在皖南收集到一册清代稿本《南旋日记》，内有一段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园林的记载，这是考证胡氏祖籍徽州绩溪最为过硬的第一手资料：
（乙亥十月）初六日，……章君谈及胡氏花园，?罢，即嘱韶五兄偕余及禹翁、矩兄、其兄进城往游。园名芝园，主人名光镛，字雪岩。未至门，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至门，韶五叩问阍者：胡姓师爷可在内？阍者答以在家，并指点其住处。旋至大厅，胡君出见，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人甚朴诚，坐谈片刻，即嘱价带游芝园。其大厅上悬御赐“勉善承荣”扁额，进大厅后数武，见两（石）门，一额左图，一额右史，左图为内宅花园，右史即芝园，有两花厅，楼极高耸，画栋雕梁，五色炫目，厅前有鱼池，以红丝磁琅为栏，旁砌假山，中嵌名人石刻，池畔两亭对峙，木刻楹联书法甚佳。过亭穿石而上，另有一亭，为宸翰亭，较之厅上之楼尤为高耸，凭栏而望，满城屋宇如在井底，城隍山、西湖皆望可尽。惜楼过高，且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而弹琴、下棋及吟诗、作画之室，俱付阙如，据云用去朱提百万方克?事，以予观之，实觉俗不可耐，不堪久留。良以园主（乃市井中人），胸中邱壑，故布置未能适当耳。欲作一诗以形其景，姑俟之异日……
该段描述，是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芝园的珍贵史料。据此，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
“乙亥”即清光绪元年（1875年），其时，正值胡雪岩的事业如日中天。芝园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得名据说是为了纪念胡雪岩的父亲胡芝田。从《南旋日记》中的文字来看，日记作者与盐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中提及，管园的胡姓师爷为胡雪岩的侄辈，“是绩溪人”，仅此一点，即可反映胡雪岩的生平来历。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这种特色迄今仍体现在徽州的街衢巷陌间。另外，园内建筑“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可见，这个耗资百万两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
本来以为，第一手新史料的发现，胡雪岩的籍贯之争问题已然解决，从此可以不必再费口舌争论了。不料，高先生却提出异议：
新焦点在王振忠的文章中，认为胡雪岩是安徽人的新证据就是――胡雪岩故居里的芝园铺着“阔而且洁”的石板，乃是徽派建筑。……王的观点是错误的，胡雪岩故居是杭州传统建筑及部分西欧装修结合的晚清建筑，并非徽派建筑。（新华社浙江网引2006年3月6日《每日商报》）
如果没有读过我的原文，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我的论证逻辑是“石板－徽派建筑－祖籍”，而在事实上，这完全是故意曲解我的论证过程。事实上，在我的考证中，《南旋日记》提及的胡姓师爷为“绩溪人”才是立论的重点，建筑则并不是重点。因此，高先生认为我以徽派建筑来断定胡雪岩的籍贯，根本不是事实，完全是他避重就轻的曲解。不过，既然高先生对“古建筑”颇有偏好，在此，我也很愿意与他讨论一下古建筑的问题。
徽州文化与杭州传统建筑
高先生以为：即使是外地人到杭州，也只会入乡随俗，按照杭州的“传统建筑”建造园林和房子。事实上，这种见解完全是错误的。著名的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就曾说过“少时见杭城建筑，其构架有不类浙中者”，其中尤其是以湖南会馆最为典型，这与太平天国之后在浙江活动的湘军有密切的关系，故此，“建筑犹湘中做法也”。可见，在杭州，外地人根据家乡风格修建聚落，并非罕见的例子。陈从周是杭州人，他从小就听长者说过许多胡庆余堂的旧闻。他说：“胡（雪岩）为安徽绩溪县人，徽州府所属产药，采购亦方便，其名渐驾叶种德堂之上矣”。在《梓室余墨》一书中，陈从周曾多次述及徽州风俗习惯对杭州城市的影响。而在事实上，外出的徽州人在侨寓地构建徽派建筑，这在明清时代司空见惯，“徽式新屋”甚至一度风靡全国各地。
《南旋日记》的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对此，我之所以解读为“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是因为民国《歙县志》曾指出：徽州歙县等地“道路皆以石成之，虽穷乡僻壤，入山小径，靡不石也。”这种城乡景观，在徽州人所到的聚居经商之处也随处可见。就杭州而言，从徽州沿新安江而下，便到了杭州，钱塘江滨有“徽州塘”，便是徽商登岸之所。杭州的南北二山，原本是杭州居民坟墓集中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徽商纷纷“在此图葬”，“冒籍占产”。清初，“徽歙人南迁吾浙者数百家，至今严、杭、绍兴沿江诸邑，其后裔聚居犹蕃”。在这种背景下，杭州城市所受徽州风俗文化的影响亦极深，对此，陈从周指出：
明中叶以后述皖南山水之诗文，绘皖南山水之画图，流风所被，盛于江南，至若徽属之人移居杭州、苏州、扬州三地者为数特多，皆宦游经商于其间，建造园林，模山范水，辄动乡情，致移皖南之山水，置异乡之庭园。（《江南园林叠石所本乃皖南山水》）
因此，在侨寓地，徽商修建徽派建筑或在江南园林建筑中吸收部分徽派元素，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胡雪岩的芝园而言，我从来没有说过芝园完全是徽派建筑，但我根据《南旋日记》中清人的描述，判定胡雪岩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这一基本判断并没有任何问题。
“古建筑”与历史文献
其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芝园的建筑风格如何，而是《南旋日记》提及芝园的胡姓师爷“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这一点，才是这次讨论的关键。此前，高先生反复强调――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说法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
现在所有用来证明胡雪岩是安徽人的资料，全都是凭推断和猜测的，既没有实物依据，又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把这些误传的口碑当成铁的证据，这在学术研究、考证等工作上是忌讳的。
而稿本《南旋日记》提供的新资料证明――胡雪岩是绩溪人的说法早在清光绪年间（也就是胡雪岩同时代）就已存在。这一新的确切证据无疑击中了高先生的要害，让他完全无法自圆其说，故此，他干脆断然否认《南旋日记》的真实性，声称：
我对《南旋日记》作了初步的内容鉴定，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
我不清楚高先生如何对拙藏的《南旋日记》“作了初步的内容鉴定”。他只见过《文汇报》上的一页书影，究竟是什么能让他得出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对高先生专长的“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这些，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高先生这种对于历史文献的态度让人颇感滑稽――按照这种逻辑，凡是看到与自己观点相左的证据，岂不是都可以闭着眼晴一口咬定说那是假的？那么，朗朗乾坤之下究竟还有什么严肃的学术考证？
不过，高先生不负责任的断言倒是提醒我们――究竟是清代人看不懂现代的“古建筑”？还是当代的“古建专家”无法理解清代的历史文献？
杭州的“胡雪岩故居”是由高先生负责修复的，但其中究竟有多少保存了昔日胡氏豪宅的旧貌实在不得而知。别的暂且不说，“故居”中有一块匾叫“勉善成荣”，这与《南旋日记》作者看到的那块“勉善承荣”匾不同，到底哪一块是正确的？今查《李文忠公奏稿》，李鸿章在《林维源母?匾?片》中指出：“同治十二年四月间，经陕甘督臣左宗棠奏请，……赏给胡光墉之母‘勉善承荣’匾额一面，钦遵转行在案。”行文至此，我不禁为当代的古建专家捏一把汗――胡雪岩及其同时代的人倘若有幸再度步入芝园，看到眼前的“古建筑”以及文字错讹的匾额是否会哑然失笑？届时，恐怕被嘲笑的就不是“市井中人”的“胸中邱壑”了！
超脱狭隘地方利益才是理性态度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胡雪岩的籍贯之争本来是个极小的学术问题，祖籍徽州，现籍杭州，这样的学术结论丝毫无损于绩溪与杭州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新安江的血脉贯通，促成了明清以来人群的流动和地域文化的交融，这本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通识。有容乃大，或许这才是人们超脱狭隘地方利益所应有的胸襟，也是我们解决胡雪岩籍贯之争本应具备的理性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