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的《园中祈祷》
凡高的《圣母悼子（仿德拉克洛瓦
）》
所有艺术门类中似乎都有这样一个现象：艺术家们往往行为放诞、充满愤怒，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演员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和美国摇滚明星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1957-1979）。看起来，这些艺术家能在自己的行当里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和深刻的思想，但却无法正常应对凡间琐事。这其中存在某种必然性吗？原因又是什么呢？日前，伦敦的国立美术馆举办了名为“反叛者与殉道者”（Rebelsand Martyrs）的展览，试图从凡高、蒙克、德加等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出艺术家反叛形象的浪漫根源。
在英国画家亨利・沃利斯（Henry Wallis，1830-1916）所作的一幅画中，17岁自杀的少年诗人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80）陈尸于凌乱不堪的床上。而在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和普约尔（Alexandre Abelde Pujol，1787-1861）的自画像中，主人公都是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大瞪着眼睛。就艺术而言，似乎所有人都偏爱疯癫的男人和狂野的女人，后代的艺术家也往往以这样的形象来标榜自己。在当代的画家、诗人乃至摇滚明星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观念的深远影响。然而，这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展览负责人亚历山大・斯特吉斯认为，“艺术家都是受难天才”的说法只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个浪漫神话。只不过，这个神话具有非凡的生命力，直到如今仍然很有市场。
国立美术馆中有许多18世纪艺术家的自画像，画中人都是一副严肃理智的模样，看不出什么太过离经叛道的倾向。那时的艺术家努力争取进入主流社会，还建立了皇家艺术学院之类的自治机构来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到了18世纪末，事情发生了变化，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观念占了上风。这时候的艺术家喜欢把自己描绘成虽遭社会放逐内心却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孤独天才，前述的库尔贝画像就属此类。斯特吉斯说，这些画像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艺术家的激烈个性才是艺术的源泉。”这样的观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对18世纪启蒙哲学的反动，艺术家们试图以对灵性、直觉和内在的强调来取代启蒙时期对理性和科学的崇尚；另一个原因则是经济上的。斯特吉斯说，当新兴的中产阶级取代政府和教堂成为主要艺术品买家之后，“艺术家们的生活不那么有保障了。从经济上说，在窘境中苦苦挣扎的艺术家成了一种现实存在”。也许，经济上的困窘从某种意义上加剧了艺术家们与现实社会的对立感吧。不管怎样，从那个时候开始，艺术家们就开始以反叛天才的形象来自我标榜了。
在艺术家的“吉普赛人”形象确立之后，即便是最成功的艺术家也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局外人”，要不就把自己跟那些受苦受难的历史或神话人物联系起来。展品中有一张法国画家毕沙罗（Camille Pissaro，1830-1903）所作的塞尚画像，其中的塞尚留着络腮胡子，一身农民打扮。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则在《西徐亚人中的奥维德》（Ovid Among the Scythians）一画中描绘了一位遭到放逐的诗人，身处于一大群无法理解他的野蛮人中间。对那些命途多舛的艺术家来说，局外人的滋味就更不好受。在同一年当中，高更和凡高分别创作了《园中祈祷》（Agony in the Garden，描绘耶稣独自在革责玛尼园中祈祷的情景）和《圣母悼子（仿德拉克洛瓦）》（Pieta After Delacroix）两幅画。在这两幅画当中，画家都把自己画成了受难的耶稣基督，将自身的痛苦与耶稣的痛苦相比拟。
斯特吉斯认为，艺术家的“受难局外人”形象“没有根据却又根深蒂固，如今人们已经很难透过这样的表象去看到深层次的东西……在分析伦勃朗和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da Caravaggio,1573－1610）的时候，我们也没法摘掉那副后浪漫时期的有色眼镜。卡拉瓦乔毕生都在求取爵位，可如今的人们却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浪漫的反叛者”。
“反叛者与殉道者”展览将于今年8月28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