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岳麓书社聘请陈戍国先生为四书五经作校注，作为“古典名著标准读本”中的一部分。“标准读本”即有古之“善本”之意。目前已经出版了《四书校注》《周易校注》《尚书校注》《诗经校注》《礼记校注》《春秋左传校注》凡六种，而《春秋左传校注》花费时间最多，篇幅最大，可谓裒然巨册。
《春秋左
(一)
陈戍国教授上世纪80年代师从沈文倬先生学习治礼，从那以来迄今近二十年，他抓住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不肯松懈。前辈学者多认为礼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至迟可以追溯到唐初孔颖达等学者，已经承认或论定《春秋》可以当礼书看。他的《校注》肯定《左传》可以视为礼书比较明确，让人耳目一新，近百年无此说。又，过去讲《春秋》的人喜欢讲《春秋》书法即所谓义例。朱熹说“《春秋》之有例固矣”。陈戍国教授的《校注》并不一概否认《春秋》义例，他认为《春秋》义例实质上就是春秋时代礼制的反映，这个观点也是很明确很新鲜的。
（二）
杨伯峻先生说：“《春秋》经传，礼制最难。”杨注解说《左传》中的礼仪制度，已经下了很大工夫，成就卓越，令人敬佩。杨注之前，很多学者为阐明《左传》所记礼制也作过很多努力，但仍有疏失。譬如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杨注引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还者，事毕；复者，未毕。”此外没有别的解释，仍然不甚了了。同年《左传》：“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公孙敖即穆伯，此人携带“如周吊丧”的礼物跑到莒国一妇人家里去了，奉命随从他的副手当然无法“如周吊丧”了，只好回本国复命。我们从一部《左传》找不到出使而“复”为未曾毕事的定义或成例。文公十七年《左传》记襄仲如齐拜盟后“复曰”，那是已经完成了出使任务之后的事，很明确。可见前人说法并不完全准确。陈戍国教授的《校注》用《礼经・聘礼》解说文公八年《春秋经》所谓“不至而复”，认为那是指使者“不至”而副手归国复命，这就真正讲通了原文。纵观《校注》说礼，多为所谓训诂学家所不及，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三）
《左传》含有他经，以他经说《左传》，群经互证，这是陈戍国教授《校注》的又一特色。陈戍国教授的《校注》往往能指出《左传》引文的原意，甚至能指出《左传》中人物以及后世注家的误解。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如鲁观乐，发表了关于《诗经》的一系列评价，《校注》认为并不完全准确。哀公二十五年《左传》记拳弥语：“卫盗不可知也，请速自我始，乃载宝以归。”陈戍国教授引《周易・解卦・六三》爻辞作证，句读解说与杨注完全不同。
（四）
陈戍国教授《校注跋》说：“前修时贤众说纷纭，不可能都对，我们必须择其善。……这里研究对象都是《春秋左传》，则诸家意见不可能都不相同，我们必须求其朔。无论如何，都要尊重原创（首倡）。”择善而从，尊重首倡，是陈戍国教授《校注》的又一特色。本《校注》尊重旧注疏特别是杨注，凡引前人说法，一概标明出处。多引杨注，但不掠杨注之美，又不惟杨注是从。譬如：襄公二十一年《左传》说“礼，政之舆也”，昭公十七年《左传》杜注说“木，火所自出”，有前辈加以解释批评而未必准确，本《校注》并未苟同。又如“也”犹“矣”，“如”犹“当”，谁为首倡，《校注》并未跟人乱说。
（五）
适当地阐述古典文献中反映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含义，是本《校注》明显区别于以往注疏的又一鲜明特色。譬如：据哀公八年《左传》记公山不狃所谓君子“不适雠国”、批评“欲覆宗国”的思想而发表的言论，还有哀公十五年《左传》记孔子高徒子赣针对公孙成“欲丧宗国”的批评，《校注》认为春秋时期已经流行爱宗国的思想主张，这比一概否认先秦爱国思想的观点显然准确得多。又如隐公三年《左传》宣扬“明恕”、“明信”、“令德”、“义方”，文公元年《左传》肯定忠、信、卑让之道，《校注》都略作发挥，认为可以借鉴。
综上所述，陈戍国教授的《校注》以礼为纲，抉幽发微，脚踏实地而不囿于成见，惟善是从而又敢为人先，表现了《左传》研究求真务实的显著特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颇为耐读，值得向学术界推荐。
《春秋左传校注》，陈戍国著，岳麓书社2006年5月第一版，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