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视野所及
与通常的书目编撰相比，《总目》表现了自己独特的编撰思想。对于刘福春而言，找到书是工作的开始，还要去查找著者情况等。从编撰体例看，《总目》无论对新诗集还是诗论集的编排均按照著者姓名依照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并且对著者的生（卒）年、曾用笔名、出生地都一一作了介绍，这是一般的书目编撰所不曾涉及的。这种编撰体例的优长在于以著者带动书目，查到著者就能够对于其不同时期的新诗出版物有个极为清楚的了解和把握，这种可称之为“以著者为本位的”书目编撰方式，对于研究者从事研究相当方便。更为重要的是，《总目》中还收录了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像艾青，《总目》不但按照时间顺序详尽开列了艾青现代以来的所有诗作――如《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等等，而且对于每一部诗作出现的不同版本也作了翔实的著录，这一繁难细致的工作不但具有书目文献学上的价值，同时对于现代诗歌的版本学研究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让人感佩的是，刘福春的这一研究工作不是凭借二手资料的辗转挪用，而是建立在亲自“触摸”原始书刊之上，从而使研究工作会相对获得更为强烈的科学有效性。
除此之外，《总目》还对同名著者进行了详细辨析。《总目》中以“方舟”笔名出版诗集的著者有四位，刘福春通过对同署“方舟”的不同诗人的出生时间、原名、性别以及籍贯加以分别，这就避免了纯以书目编排可能会带来的混淆，正体现出以著者为本位编撰体例的优长。当然，《总目》对六人以上的多人合集则灵活采用了按书名以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的方式。
近几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倡议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接连不断，樊骏先生多年以前就指出“我们的学科已不再年轻，正逐步走向成熟”，我想这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学科史料建设的完备，有一批学者兢兢业业、做着扎扎实实的史料奠基性工作。就现代文学而言，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史料建设工作，内容广涉学科诸多方面，如作家全集、文集的编撰、收集、校勘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编撰，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等等，但学科史料建设工作仍有许多有待开掘的空间。近些年来，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呼声愈来愈高，比如，2003年12月清华大学召开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2004年10月河南大学会议继续了这一主旨；现代文学的权威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2005年起开始刊出史料专号。这一系列的讯息无不透露出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献问题的高度重视。关于如何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似乎有不同的路径，可有单个作家全集、文集的辑佚与编校――如刘增杰的《师陀全集》的编校、解志熙的《于庚虞诗文辑存》、王风的《废名集》的校注等。刘福春集20余年之功，对时间跨度长达86年出版的新诗集和诗论集（包括个人集及多人合集）几乎“一网打尽”，全部编排整理一番。这一原本多人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巨大繁难的资料工作，刘福春个人独立出色地完成了，可谓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宏大工程。
在当下这个似乎以论文成果数量衡量学术成就的时代，我不清楚刘福春为完成这部《总目》会影响他写多少篇学术论文，但我相信，倘若学术刊物上少几篇刘福春先生的所谓“研究论文”也许无关大局，但现当代文学学科如果没有这部《总目》总多少让人有些遗憾！在当下学术研究失范、学术研究泡沫化的时代，如果没有沉潜冷静的治学态度和默默坚守的学术品格，这一巨大繁难的学术工程是很难独立完成的！
这部《总目》以著者为本位的编撰体例带来优长的同时，也带来难以避免的缺憾。如果要按时间来检索就相当困难，除非该书能附这类的索引或能配套制作分不同路径检索的光盘。当然，这是书目编撰自身的体例所限，好在刘福春正着手编撰《新诗书刊目录总汇》，这部著作按新诗书刊的出版时间编排，并收录每一本书刊的详细目录，可补《总目》的缺憾。
（《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刘福春编撰，作家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