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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影响了青年周恩来

2006-08-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沃尔特・李勃曼(1889-1974)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他一生写了上万篇时政文章,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新闻周刊》上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20世纪美国报刊史上历时最久、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专栏,对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国务和外交事件都

有重要影响。1946年9月间,周恩来曾三次与李勃曼谈话,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本文摘自《周恩来自述》中周恩来与李勃曼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21.00元)

周恩来(前排左一)与南开学校老师合影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分。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给我介绍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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