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规模有所缩小，但是其构成却反而显得多元了，世界影响有所下降，但是其文学性却似乎得到了加强。从不同的视角阅读当今俄罗斯的文学地图，往往会获得迥异的印象；以不同的标准去剖析当今俄罗斯的文学构成，总是会发现诸多的二元对立。
传统派和民主派
苏联时期的文学曾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后苏联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则是其非意识形态化，广大俄语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拉开了距离，作家们的“社会代言人”和“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不再得到普遍认同，文学和政治、政权间的直接联系被中止，后苏维埃社会厌恶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也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学。
然而，俄罗斯文学就整体而言毕竟是一种入世的文学，俄罗斯作家毕竟大都是讲政治的作家，因此，即便是在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的今天，俄罗斯文学仍由于社会和思想立场的不同分化成了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所谓的传统派，又称爱国派、保守派等，该派作家以从前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为核心，代表人物有作家拉斯普京、邦达列夫、普罗哈诺夫和加尼切夫等，《文学俄罗斯》、《莫斯科》等报刊是他们的主要阵地。该派作家主张捍卫俄罗斯传统的道德价值，面对日益西化的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化，他们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大多将苏联的解体视为民族的悲剧，视为西方成功策划并实施的针对俄罗斯的大阴谋。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他们更注重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更注重文学对普通读者的思想教育作用。
与传统派构成对峙的就是所谓的民主派，又称自由派、改革派等，该派作家大多为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高声派”诗人、地下作家、侨民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如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克肖诺夫、沃伊诺维奇和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苏联解体后保留下来的苏联作家协会（后更名为“作家协会联合体”）成为他们的大本营，《文学报》、《新世界》等一贯比较开放、激进的报刊成为了他们的喉舌。这一派作家对苏联时期的社会体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主张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遍的”社会和道德原则，在文学形式上更倡导与国际“接轨”的多样化，并将之视为言论和创作自由、真正的文学性和独立的创作个性等等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文学中的这两个派别之争，并不是苏联解体之后才出现的文学事件，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文化现象，从近处说，它似乎就是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新世界》和《十月》两大杂志的大论战在新时期的重演，往远处说，它又是俄罗斯文化史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思想倾向长期对峙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两派作家的根本分歧，其实仍在于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命运、对俄罗斯国家的社会取向之认识的不同。
现实主义传统和后现代
从创作方法上看当下的俄罗斯文学，可以感觉到似乎分化成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两个大的范畴。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有人说，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宜后现代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一般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形成时期，代表作家和作品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和《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等；20世纪70－80年代的确立时期，代表人物有《傻瓜学校》的作者萨沙・索科洛夫、《俄罗斯美女》的作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诗人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等；苏联解体前后的“合法化”时期，经过相当漫长的蛰伏，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终于在苏联解体前后获得出头之日，并迅速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填补了苏联文学突然死亡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如今最受关注的后现代作家有佩列文和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写有《“百事”一代》、《黄色箭头》、《过渡时期的辩证法》等多部小说，他的作品语言随意、机智，并带有较强的讽喻和调侃意味，主人公或行动或言语，所传达出的都是一种非常随意和无所谓的后现代态度。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到目前为止只写短篇，而且还是几乎没有任何情节的短篇，他的文字无所顾忌，有人认为，他是在将阅读由一种精神活动转变成一个纯粹的生理过程。
然而，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毕竟是强大的，即便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蔚为壮观的当今俄罗斯，渐渐恢复了元气的现实主义文学重又占据了半壁江山。当今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可能要数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和马卡宁等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主教”的索尔仁尼琴继续写作，在《红轮》等作品中试图史诗般地、真实地再现历史；依然活跃在文坛上的瓦连京・拉斯普京，曾被视为苏联文学中的“战争文学”、“乡村散文”和“道德文学”等多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现实生活的巨变之后，拉斯普京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且还在《谢尼亚的故事》和《伊万的母亲，伊万的女儿》等新作中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有“当代果戈理”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在《地下人》、《审讯桌》等作品中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境内文学和境外文学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中有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先后涌起过“三个浪潮”的侨民文学。在十月革命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大批俄罗斯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在境外坚持创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中，就有3位是流亡作家，即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侨民文学还把俄罗斯文学的火种播撒到世界各地，极大地扩展了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俄罗斯文学与世界许多国家文学之间的联系。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强大存在，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同时并存着两种俄罗斯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这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苏联解体后，侨民作家纷纷“回归”，有些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等，彻底返回了祖国，有些作家如弗拉基莫夫、沃伊诺维奇等，则游走在俄罗斯和欧美之间，但出乎这些流亡作家预料的是，他们在“凯旋”之后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失去了抨击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侨民文学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今，人们已经在谈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终结，而那些侨民作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创作的“流亡”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有许多作家出于婚姻、工作等生活方面的考虑移居国外，如身在法国的安德烈・马金、身在瑞士的米哈伊尔・希什金等，但人们似乎更愿意称他们为“境外俄语作家”。
女性文学的崛起
女性文学的崛起，也是当今俄罗斯文学中的一道景观。一贯以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语文学，在近十几年里出现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而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则被并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三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她是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罗斯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了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均被译成了中文的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在俄罗斯国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前些年，俄罗斯文学界曾数度爆发关于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的争论，而如今，这样的议论已很少听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许是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