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实（先生）与本文作者
这里说的“乡亲”，是指出生在我的故乡山东省的一位日本前辈学者，因终生研究中国且著述之丰硕至今在日本无人可比，被称为“战
这些年来，由于受托编译中文十卷本《竹内实文集》，自己与原作者竹内实先生过从甚密。其中感到最亲切与耐人寻味的是，每当谈论先生比较满意并值得向中国读者译介的文章，或是我对他关于中国与中日关系的某些看法理解得还算到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总会沉浸在深深的乡土情谊中，忘记了我们国籍不同且又是忘年之交，常常情不自禁地嘟囔着同一句话：“咱们不愧是乡亲！”仿佛“乡亲”之情足以跨越国界或代沟，使我们格外“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
在我的众多“乡亲”中，竹内实先生之特别，在于其不仅是长辈还是“老外”。竹内实的父母都是地道的日本平民，在上世纪20年代年纪轻轻时到中国来谋生路，将他生在张店──胶济铁路沿线的一个小镇上。我的原籍也是山东，可因为父母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去“闯关东”，自己是在小兴安岭的深山老林里出生的。何况自己又比竹内先生晚生20多年，后来随父母重返山东老家的时候，竹内实先生早已经中国东北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日本多年了。另外，听说前些年竹内实先生再游出生之地，有的中国朋友介绍那里是他的“第二故乡”，惹得他很不高兴地纠正道：“山东是我的第一故乡。”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竹内实先生虽然回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却至今时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身处“他乡”的感慨。凭我有限的感受来说，觉得这仿佛与日本社会中历来若隐若现的排外意识有些关系。借助于历史上对外扩张的机会，当年日本曾涌起过大规模的“出国潮”。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出国的日本人习惯地将日本称为“内地”，以区别自己所生活的“外地”。按理说，这种讲法无非反映了海外日本人对故土的依恋，意思是身在异乡终非长久之计，还是以日本为根。然而，与中国人对海外华侨的热情、尊重的传统相反，出生或生活于“外地”的日本人回到“内地”以后，都会觉察出与当地人之间有某种隔阂，甚至还有“差别”即歧视的态度。竹内实先生就多次在文章里表白过自己出生于“外地”，好像故意向社会上的这种“差别”态度挑战似的。他的复杂感情是众多“外地”日本人回国后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代表着他们共有的心理隐痛与创伤。
不过，据说自近代日本以武力同中国交恶以来，在中国出生与生活过的日本人曾有几百万之多，其中包括军人、商人和文化人，还有到中国来开荒种地的农民“开拓团”之类。虽然他们回国后都或多或少与“内地”日本人有过疏离感，但像竹内实那样始终一往情深地视中国人为“乡亲”的却不多见，至于成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感同身受的研究者，就更属凤毛麟角了。我翻阅过战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众多论著，总的感觉是其中的看法大都从书本到书本，对中国的实际内情若明若暗。每当这样对比着思考时，自己便更加珍重与竹内实先生的“乡亲”之谊，甚至认为他也许称得上是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物。
我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辞也不是故弄玄虚。众多“外地”日本人回国后尽管怀有被疏离的“无名之火”，可他们既无从发泄又少有人肯将精神寄托于自己长期生活过的中国大地，大约是因为当年日本人到中国，原各有其目的：军人受人驱使，商人是想赚钱，农民“开拓团”要收粮食，连文化人也多半为了猎奇，恶劣的则五花八门，不必细列了。难怪当年鲁迅曾感慨，与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文化人很难沟通，因为彼此境遇并不相同。在那样的时代，身为“外地”日本人若自认或自称中国人为“乡亲”，肯定要遭“内地”人的耻笑。那就好像认穷人做亲戚一样，谁能够不脸红？我不止一次见过从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毕业的日本老人，他们的中国话说得实在别扭。后来才知道，当时在称为“新京”的长春，一般日本人都不屑于说中国话。甚至著名日本作家松本清张还闹过这样的笑话：他在一篇小说里写道，主人公会讲中国话，可到了“?洲”却张不开嘴，因为那里说的是“?洲话”而并非中国话。当然，我也见过有的日本老人中国话讲得挺地道，一问，原来竟是日本战败以后，他在哈尔滨水泥厂当工人时学会的。他不讳言，当初在伪“满洲国”时，说日本话比中国话吃香。后来是被生活所迫，才学说中国话的。要他们认中国人为“乡亲”，岂不是痴人说梦么？由此不难明白，当初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人，能够像竹内实先生那样以中国为“第一故乡”，是需要一点不太嫌贫爱富，至少要视人情重于利害的勇气的。因此，尽管着眼于竹内先生关于中国事情的著述之多，称其为战后中国研究“泰斗”的大有人在，恐怕很少有人意识到怀乡情愫对竹内研究中国的推动，即使是亲朋好友也未必理解与领会他对中国的这种“乡亲”情结。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学者要研究外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一定得与研究对象有“故乡”之类的渊源。这无疑是强人所难。研究国外的风土人情，能够亲自去那里实地感受与体验固然最好，碰巧与某地、某民族有些“乡亲”关系，也称得上“得天独厚”。然而，最要紧的还是要对研究对象怀有魂牵梦绕的亲近感，以及能够理解彼此差异的平等与宽容的心态。否则，无论基于实利还是逢场作戏，所谓的“友好”都只能是自欺欺人。其就像眼下流行的源于佛教的“缘分”一词，谁都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只能满足于自我安慰而已。难怪竹内实先生积一生的曲折经历与研究的体验，会在二、三十年前一片“中日友好”的欢呼声中，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日中之间“友好容易理解难”的看法。那原是一文章的题目，后来被选做了一本论文集的书名。竹内先生对这一中日关系的命题情有独钟，视其为终生研究中国与中日关系的结晶与基本结论。
竹内实先生说“友好容易理解难”，是强调无亲切感、无偏见的理解之难。他能够对中国怀有“乡亲”之谊，是因为没有嫌贫爱富或恃强凌弱的病态情感作怪，公平地承认中华文明自有其价值，并肯于真诚、努力地认识与理解。他认为，并非立足于理解基础上的日中“友好”，只能是如沙上塔、水中月似的虚情假意，绝对经受不住历史风浪的颠簸。多年来每次中日之间的摩擦，仿佛都在证明竹内实先生这个看似冷酷实则深刻的断语。但愿兼容着日中两国文化传统的竹内实先生，不要成为“空前绝后”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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