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史辨”，当然是一个人们都不会感到陌生的话题，它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所掀起的巨大波澜，迄今无论怎样评说都不为过。――就其学术史意义来说，“古史辨”运动发生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大关节上，并且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就其本身所聚焦的“上古史”来说，从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
顾颉刚“层累说”自始便在当日知识界激起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学界先进们的高度赞誉，就连胡适当时也毫无保留地说，这“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正是借由这个命题以及这册毁誉参半的出版物，中国史学才得以迈入了现代的殿堂。就此，余英时曾有过盖棺论定的评述。他认为，“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累层构成说’的确建立了库恩（Thomas S.Kuhn）所谓的新‘典范’（Paradigm）,也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Puzzle-Solving)的新法门，因此才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史学革命。”“顾先生尽管在辨
伪与考证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层构成说’却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造，其贡献是长久而不可磨灭的”，“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顾先生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
时至晚年，顾先生一直潜心致力于《尚书》研究，也一直坚守着自早年以来形成的学术立场。在1979至1980年间写成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顾先生再次较为扼要地回顾和评价了自己从事古史研究及汇编《古史辨》的历程，同时又极为自信地宣称：“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上‘过去’。”这篇文章为他毕生的学术事业划下了一个句号，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术遗言”，而其中的裁断则充分昭示着，考辨古史的事业不仅远远没有结束，甚至仍将处于激烈的争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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