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王蒙

对于回忆，王蒙有一句很精辟的话：“老想着过去的人是傻子，不想过去的人没良心。”今年上半年，他先后出版了《王蒙自传》（第1部）、《苏联祭》，前者因为200万元的

“越是微妙的、困难的话题，我越想尝试。”王蒙说，这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在出访越南时，曾经讲到自己对苏联的感情：“苏联是我的初恋，情人死了，我要写一部作品纪念她。”

今年是“俄罗斯年”，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俄罗斯又是主宾国。即便不如此，我们也希望了解《苏联祭》在俄罗斯的情况，更希望了解王蒙对于图书出版走出国门的诸多想法。王蒙说，如同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老谈论延安时期、文革时期的事情，《苏联祭》在俄罗斯遭遇的眼光大概也是这样的。写这部作品只是表达一种愿望，希望好好地珍惜中俄友谊。

读书报：您的作品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等二十余种文字出版，它们多是通过什么渠道被国外读者熟悉？有没有人专门研究或翻译您的作品？哪部作品被翻译的最多？

王蒙：首推《活动变人形》，译成意、俄、德、日、韩、英等文字出版。《蝴蝶》、《夜的眼》也有德、法、俄、英、日等译本。

德国的顾彬曾经在1985年在西柏林主持过王某作品的国际研讨会，法国的傅玉霜、俄国的华克生与托洛甫采夫、意大利的费龙佐、韩国的金良守、墨西哥的白佩兰、日本的林芳等都下了很大功夫介绍我的作品给本国读者。

读书报：您还记得当初拿到第一个外文译本时的情形吗？

王蒙：1981年日本大阪的相浦杲先生给我寄来了他翻译的《蝴蝶》，我很高兴，我当然希望有外国的读者与我分享感受与心思，分享自己的劳动。更早，则有50代对于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与《冬雨》的翻译。

读书报：就中国作家的现状而言，很少有人像您这样年过七旬仍然精力旺盛地从事创作，而且几乎每部作品出版都能叫好叫座。这是否与您的心态有关？

王蒙：谢谢，过奖了。写作需要潜心，潜心才能写作。

读书报：由于具有“永无休止的探索欲求和永不衰竭的创造力，以及永不疲倦的理想主义激情”，您在2004年获得终身成就奖，之后这两年我们再次频繁地读到您的大作，但是偶尔也听到一些负面的说法，比如有人说这是您为争做作协主席的加分动作，您怎么看？

王蒙：不值一驳，事实已经说明还将继续说明。作家能够说话只有靠作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出丑的是谁呢？而且，一个老练的经验证明，真盯着一个什么“官衔”，最好的办法是暂且什么都不要写，七十多了还不懂这个吗？

读书报：您曾经说过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少。如何解释？

王蒙：纯粹胡说八道。我引用并嘲笑过这样的说法，我奉劝同行们即使当不上大师也不要自杀，却传成了反面，网上的报道，你能信吗？太堕落了。

读书报：两年前您说“目前中国缺乏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不一定在当年成就最大，但代表了瑞典皇家学院大部分专家所肯定的世界文学走向。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作家很难获奖”。现在看这一评价是否有所改变？

王蒙：以上说法并非我的原话，也不代表我的意思。

读书报：有人说，在世界文学地图上，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几乎是没有位置的。您是否也这样认为呢？现在来看，中国文学缺乏大家，缺乏好作品，您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学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

王蒙：不。至少在改革开放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十年后再看比现在就说好。但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经验证明，文学成就与该国该地区的商品流通体制关系很小。托尔斯泰也好，曹雪芹也好，海明威也好，他们的成就与他们所处的经济运行方式有多大关系？

读书报：您曾经获得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作学会和平与文化奖，是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又访问过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讲学、研究与文化交流活动，这种广泛的交流，对于写作而言有何帮助？

王蒙：我还获得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荣誉博士学位。拓宽眼界，而不是鼠目寸光，当然极其重要。

读书报：您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出版情况吗？您能否对中国作品如何更多地走向国外提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王蒙：只能依靠作家，依靠出版工作者，还要逐步培育中国当代文学书籍的经纪人，像冯骥才、舒婷、张洁、王安忆、张贤亮、铁凝、韩少功、张抗抗、张辛欣、陆文夫、史铁生、张炜、苏童、残雪、余华等的作品，都已有了国外的影响，他们的经验值得注意。反正不通过市场，作品是不会进入外国的千家万户的。

读书报：今年是“俄罗斯年”，俄罗斯又是今年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苏联祭》的出版，是否有过这方面的考虑？

王蒙：我从不为书籍以外的活动而写或编什么书，但是《苏联祭》赶上了俄罗斯年，它反映了中俄的许多交往、密切关系与相互影响，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对于苏联的存在与不再存在，中国的作者不说点什么吗？不留下点什么吗？而且，我要说的是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出这样的书了。一位曾在高位工作过的老友告诉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落下了眼泪。在外国包括在俄国的反应我还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