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态非常开放，眼光也日益远大，最重要的，双方互相理解，互相尊重。”――鲁迪克・格鲍尔
这个采访大约一个多月前就开始联系，而直到发稿前一天（8月27日）才得以进行。斯普林格（Springer）的工作人员坚持采访采用面谈形式，而没有同意以电子邮件作采访。27日下午，当记者在宾馆会议室见到鲁迪克・格鲍尔（Rüdiger Gebauer）时，他的身旁是一个大大的旅行包，似乎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
读书报：这些年来，斯普林格与中国出版界已有很多合作。8月28日，斯普林格北京办公室正式开幕。我们想知道的是，设立北京办公室之后，斯普林格在中国的业务将有怎样的拓展？
格鲍尔：实际上，斯普林格与中国的合作开始于30余年前。那时候，我们在中国扮演的并不仅仅是出版人的角色，我们与中国政府有关方面进行合作，接触的规格很高。在那之后，我们与中国的学者、科研机构、出版界有过密切的交往。大约两年前，斯普林格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进入了一个发展更快、规模更大的阶段。
我们与中国的一些出版机构签定了战略性的合作协议。根据与科学出版社签定的合作计划，到2007年，我们将出版17种中国的科学期刊，这些期刊在中国是最好的，大部分都被SCI所收录。根据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定的协议，我们将在约2000种学报中挑选最好的文章，经过同行评议后翻译成英文，出版27种英文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的内容覆盖了物理、化学、机械工程、电子工程、数学、法律和哲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
在图书出版方面，我们与清华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国建工出版社等签定了合作协议，合作形式主要是授权出版，其中既有引进，也有输出。
值得提及的是，我们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并不仅仅限于书刊的出版发行，而是有更多内涵，我们愿意把我们在科技出版方面积累的经验、技术告诉中国的同行。比如，上周四、周五，我们与中国科协合作召开了“中国科技期刊在线出版研讨会”，有200多位期刊编辑参加，效果非常好。
读书报：对于外资进入中国的出版发行行业，中国出版界常有“狼来了”的说法，你们对与中方的合作有什么感受呢？
格鲍尔：中国政府有关机构，比如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非常支持我们。我觉得，中国人心态非常开放，眼光也日益远大，最重要的，双方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读书报：2004年，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和荷兰的KluwerAcademicPublishers实现了合并，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出版社和第二大科技期刊出版社。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较是，中国出版界近年来也在努力探索集团化道路。那么请问，你们认为出版业的合并（或者并购）对于一家出版公司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化、集团化、大型化是否是出版业的必然选择？那种“小的就是美好的”（中国俗谚所谓“船小好掉头”）的理念是否已不成立？
格鲍尔：首先，我个人认为，中国出版业在未来肯定会与国际接轨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关于国际出版界大型化、集团化的趋势，我有两点看法：第一，从成本控制角度看，大的企业具有一定优势，尤其是从传统纸质出版过渡到电子出版的过程中，需要很大的投入，恐怕是小的企业无力承担的。第二，大的企业内容资源更为丰富，在电子化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充分的整合，这样就能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
你可能会想到，小公司在创新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对于斯普林格来说，创新性是可以兼顾的。斯普林格作为一家庞大的出版集团，由70多个不同品牌的企业组成，这些下属企业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创新性。
读书报：科技出版可以说是一种专业出版，与所谓大众出版有很大的不同。斯普林格一意保持在科技出版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那么你们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哪些因素是你们格外强调的：作者资源？市场占有？编辑人才？……
格鲍尔：斯普林格有16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出版方面，我们拥有一支精通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编辑队伍（社内或社外），从而保证了出版物内容的质量，这是我们成功的首要因素。为了保证内容质量，最重要的是实施严格的同行评议，斯普林格每年有50万篇的文献是通过同行评议后出版的。我们对当前科技界不端行为的增多表示忧虑，我认为，这方面的问题对全球科技发展和科技出版工作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斯普林格愿意采用一些新的业务模式和出版技术，我们不是跟着行业和市场的趋势走，而是努力引领潮流――当然，这是一个目标，有些方面我们能够做到，有的方面仍需跟着趋势走。举两个例子，现在国际期刊界正逐渐兴起一种新的出版模式――开放式访问（OpenAccess，指学术论文等文献资料，以某种形式发布于因特网上，允许任何读者免费使用，自由阅读、下载等，这种新的传播方式打破了现有的文献传播方式的种种障碍，比如花钱订阅等等，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展了传播范围）。斯普林格在国际科技出版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让作者在传统出版方式和“开放式获取”方式间进行选择的模式。另一个例子是，斯普林格把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电子工具书等全部放在同一个电子平台上供客户使用，在全球科技出版界也是第一家。
读书报：现在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人们常常感叹纸媒正日渐衰落。斯普林格一直在着力打造自己的网络服务平台Springer Link，能否介绍一下你们网络出版的赢利模式？
格鲍尔：斯普林格在网络出版方面占有领先地位，其Springer Link于1996年推出，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科技文献电子出版平台，出版内容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丛书、电子工具书及在线回溯数据库等。关于纸媒出版和网络出版不同的赢利模式，其实很难严格界定，我们所有的出版物既以纸媒方式出版，也以电子方式出版，在销售中，这两种形式的出版物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很难对其收益进行划分。
读书报：去年，你们宣布要建立“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的网络平台，现在进展如何？
格鲍尔：斯普林格从去年开始启动了“中国在线科学图书馆”项目，将通过与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一些专业学会下的期刊社合作，到明年推出74种在线科技期刊。未来，这一项目还将包括图书、丛书、工具书等品种。
读书报：请问斯普林格目前有多大比例的图书和杂志是以德语出版的？全球科技出版是否会变成英语的一统天下呢？
格鲍尔：上个世纪60年代起，英语慢慢发展成为全球通用的科学语言，从那时起，英语就成为斯普林格出版物最主要采用的语言。当然，我们的一些出版物也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等不同语言出版。我们的出版物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其顶端是科研水平较高的出版物，全部以英语出版，因为其市场是全球性的；中间是教材类，底层是面向专业人员的专业用书，这两方面的出版物相当比例采用本土语言出版。斯普林格是一家以出版高端科技出版物的公司，因此，英语是我们最主要的出版语言。
读书报：据我个人对中国科技期刊业的了解，不少期刊都在抱怨中国的科学家发表文章不愿选择国内的期刊而首先选择国外期刊，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于德国的科学家中间呢？目前国际期刊界在出版形式、传播方式方面有很多趋势性的变化，你们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格鲍尔：很难将中德两国进行比较。德国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期刊数量也远少于中国，而且大多数期刊是以英语来出版的，面向全球发行。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情况与此相类似。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国土面积很大，既有巨大的本土市场，也有发展海外市场的潜力，所以，我觉得，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可能会以双语为主。
关于科技期刊的变化，我们持非常开放的心态，无论是传统出版形式，还是电子出版形式，无论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我们都会兼容、尝试。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坚持以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职责，并且，采用任何出版形式和商业模式都应使其在财务上具有可行性。
读书报：中国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王元等的著作都曾在斯普林格出版。我们想知道，今后你们是否会加大在中国发现作者和稿源的力度？
格鲍尔：我完全赞同你的建议，而且这也是一个自然趋势。在过去三年中，我们通过与中国的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科学家撰写的图书、文章的数量已是原来的3倍。设立北京办公室之后，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读书报：一个私人问题。任职于一家跨国公司，您一年中有多少天在进行商务旅行？有多少天和家人在一起？你如何看待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格鲍尔：斯普林格的业务是全球性的，因此，商务旅行必然是我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年中，我有一半的工作日是在旅行中度过。从去年以来，这已经是我第七次来到中国。当然，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永远都嫌不够。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尽管，实现这种平衡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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