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肖诺夫 摄影：李晋悦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要苍老，一
张岁月风蚀的脸，写满了人生坎坷。
1932年阿克肖诺夫生于喀山，30年代末，其父母因政见不同遭到流放。直到16岁，阿克肖诺夫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母亲叶甫格尼娅・金兹堡（即著名的回忆录《环形大道》的作者）。1959年阿克肖诺夫在《青春》杂志发表处女作，随后发表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同事》让他声名鹊起，前者还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小说《烫伤》，阿克肖诺夫遭到克格勃的警告，最终1980年被迫出走美国，很快便被取消了苏联国籍。在美期间阿克肖诺夫曾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1990年，他的国籍得到恢复。他一面继续在国外执教，一方面经常回国，参加广播电视节目中作家们的创作讨论，2004年他的《伏尔泰的男女信徒们》获得俄罗斯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奖布克奖，至今他仍然是活跃文坛的高产作家。
采访是在北大勺园食堂里进行的，阿克肖诺夫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抽着香烟，还时不时会模仿一些像声词，可惜我不懂俄语，要不然，我想阿老的语言一定是透着市井气的。
采访过程中时时会受到北大学生的干扰，学生们总是把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有阿克肖诺夫短篇小说的《当代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选》）翻到印有他照片的一页讨个签名。阿老则在自己的相片下面，画完一串波浪线后，不忘补充一句“哼，斯大林式的照片”――这是张阿老中年时期的黑白照，有着斯大林式的大三角胡子，容貌英武。
整个采访过程中，阿老始终对自己在中国这么有名感到惊奇，对《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中国能有如此传奇经历感到意外，他说“这件事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读书报：就是在不久前的8月20日，您刚刚过完自己74岁的生日，您是怎么庆祝的？
阿克肖诺夫：我的生日是在法国Biarritz度过的，那里有我的公寓，我与家人一起愉快地度过了74岁的生日。但是这一天另有特别之处，就在生日聚会开始前15分钟，我完成了一部新作。对我来说，那天非常难忘。
读书报：那真是太值得祝贺了。这部新作的名字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内容？
阿克肖诺夫：我想把这部新的作品叫做《稀有元素》（RareEarth）。它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家庭中有父母和两个子女，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家庭的成员都曾经是党员，但是在1991年，随着社会变革，他们成为资本家，拥有工厂和土地，生活日益富裕。但是好景不长，由于他们的工厂频频发生事故，父亲锒铛入狱，而母亲为了救出父亲企图劫狱，因此为了两个孩子的安全，母亲不得不把他们送往欧洲避难。
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而我构想的《稀有元素》中的元素周期表并没有被完全揭开，仍有17种未知元素。根据科学家的推断，另外17个元素在世界各地渐被发现，而利用这17种元素的随意组合，元素的能量被放大，人们还可以随意创造出各种新的物质。小说的主人公则利用这些元素的性质，试图创造更多的新物质，创造更多的奇迹，这也就引发了小说中父亲的工厂中的种种事故。
读书报：您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据说您曾经说过“来中国就像来到外星球”，这是真的吗？
阿克肖诺夫：我的确和朋友调侃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笑）。今天，我这不是来了吗？我觉得中国很亲切，有这么多人认识我，你们（指担当翻译的北大俄语系学生）的俄语这么好，让我很吃惊。
读书报：来中国之前，您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阿克肖诺夫：我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学生时代。那时候我17岁，正在列宁格勒医学院读书，当时班里有几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他们对毛泽东非常虔诚，每日抄写背诵毛主席语录，整日佩戴毛主席像章，衣服都是清一色的蓝色中山装。事实上，那个时候，苏联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不如从前，所以那时候我很不理解这些中国人。而且当时有个细节，我们班里一共有6个留学生，三个中国人、两个捷克人、还有一个是德国人。他们都是抱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来到苏联的，结果他们发现，那时的苏联对共产主义的激情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于是他们都很失望，甚至伤心落泪。
读书报：看来您对中国的了解确实落后了。但是相反，您在中国却非常知名。大家都是通过《带星星的火车票》这本书认识您的。最近这本书刚刚正式在中国出版了。不过有趣的是，该书的版权页上却标注着“1963年9月第一版，2006年7月第一次印刷”的字样。这非常值得回味。也见证了那段中国人秘密传阅这部书的历史，那么您知道这件事吗？您怎么看？
阿克肖诺夫：我从来不知道《带星星的火车票》在中国有这样曲折的故事。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从你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这让我太惊讶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了。
读书报：您是一位高产作家，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而且您还被人称为善于拿捏题材，故事出神入化，如此丰富的创作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
阿克肖诺夫：我的灵感主要来源于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我的小说常常带有强烈的自传体风格。不过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早年父母被政治流放，16岁才第一次与母亲见面，48岁被苏联驱逐出境取消国籍，在美国教书创作20多年，今天又回到俄罗斯――这些自然而然地成为创作的源泉。但是，我的创作冲动是从与母亲见面后才迸发的，母亲给了我很多灵感和启发。当然我也有面临灵感枯竭的时候，这时候我会选择读诗，诗歌的语言很独特，对韵律要求很高，它能给我带来一些启发。而且我非常喜欢普希金的诗。
读书报：据说您现在生活殷实，在美国、俄罗斯、法国都有自己的公寓，那么俄罗斯其他作家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靠写作能生活得很好吗？
阿克肖诺夫：总的来说不是很好。以前苏联作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机构，它有自己的出版机构、报纸、杂志，那时候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现在呢，很少有人生活得很好。我算是属于少数生活得比较好的作家之一。
读书报：有人认为俄罗斯文学已经逐渐衰落，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阿克肖诺夫：这是不对的。俄罗斯文学依旧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像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还在创作吗？但是俄罗斯文学现在的写作潮流确实和过去不同了。很多作家为商业目的而写作，甚至有些严肃的作品为了好卖，被出版社改成通俗文学的标题；而且很多人不再注重用思想描写，用大量的情节描写填充文章。在影视发达的今天，文学创作者和读者的联系越来越少，这都让人忧虑。但是这不仅仅是俄罗斯文学的问题，它是全世界文学所面临的问题。
读书报：那么俄罗斯人民怎么看待苏联文学遗产？
阿克肖诺夫：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对苏联文学持批判态度较多，认为苏联文学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现在，人们对苏联文学的反思基本结束，并意识到，苏联文学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也是整个俄罗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苏联文学和苏联解体后的文学对立起来，现在有一部分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都是在苏联时期开始创作的。当今俄罗斯文学有多元化的特点，自由派、拥护苏联的作家都有一定的位置。比较有影响的是后现代文学思潮，还有就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如果说前段时间大家的热情是在反思苏联时期的文学和文化，那么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用一种非常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苏联文学，想找出它的利弊，因为在苏联时期，也曾经有过美好的东西。
读书报：您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印象吗？
阿克肖诺夫：我对中国的当代诗歌很感兴趣，我还读过毛泽东的诗。
（感谢北京大学俄语系邹霞为本次采访担任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