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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2006-09-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张孝永 我有话说

高尔基纪念碑 高莽绘

1969年冬天,寒流滚滚万花纷谢之际,我和7个同学一道,响应“扭转北煤南运,开发江南煤田”的号召,千里迢迢从北方奔赴

皖南,到天屏山煤矿报到参加工作。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分量最重的是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历史和工具类书籍,仅有的3本文学作品,就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天屏山煤矿,属于池州地区,座落在远离贵池百里之外的山区中。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开采方式落后,设施简陋;工作、生活条件艰苦。下班后每周一、三、五政治学习,每月露天放一场样板戏电影外,业余时间,矿工们除了喝酒、闲聊,就没有其他文化生活。当时大小城镇新华书店除了“红宝书”外,几乎也没有其他书可买。初到天屏山煤矿的那段日子,每天从黑暗的地底下劳作上来,望着茅草覆盖的绞车房,顿顿吃着山芋干粉蒸成的“黑粑粑”,加上工资待遇低――连煤炭系统通行的“下井津贴”都没有,我与同学们一样,精神一度十分失落、沮丧、忧伤。忧伤中,多亏了《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这三本书在我枕旁。

进矿后我当采煤工。1970年3月中旬我上早班。每天天不亮起床、吃饭,赶到井口换上“窑衣”,戴好矿灯,5点半下井。在地下一百多米深的煤层里,呼吸着飘浮着煤尘的浑浊空气,提防着随时可能降临的冒顶与瓦斯。佝偻着身躯攉煤或“拖筲”运煤8小时后,再跟着老师傅们收工,疲惫不堪地穿过数千米长的岩石巷道,拐上36度倾角的斜井井筒,踏上一磴一磴的石块,大喘粗气往上爬。连接井底岩石大巷和地面的斜井井筒,近四百米长,爬不到一半,就汗流浃背。抬头顺着黑黑的斜井往上望,上端的井口――一个小小的亮斑,在我眼中渐渐刺眼,渐渐变亮。汗流浃背,就脱去窑衣,赤膊光臂再加把劲往上爬。井口的亮光,吸引着我,鼓足力气向地面爬。爬到地面,我才能洗澡,洗去浑身的煤灰,洗去浑身的疲惫。也只有爬到地面,我才能去读高尔基。

我携带到天屏山煤矿的这3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高尔基选集”中的自传三部曲。书中的阿廖沙,屈辱困苦中渴望读书、一意上进的情节,让我激动不已,读不下去。边阅读,我还边摘录着打动我,让我产生共鸣的那些精彩文字。1970年3月26日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到今天,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都认真读完了。这一阵子,我边读边思索着,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化着。也产生出许多以前没有过的念头。高尔基不愧是一个大文豪,他的自传三部曲写得那么感人。……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阿廖沙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不但没有被腐蚀,其思想反而更加高尚、纯洁,他的性格沿着正直的道路发展了下去,并使他本人的理想、愿望更加坚定。阿廖沙的一系列的苦难遭遇,并没有使他屈服。他坚决不向社会中的恶势力低头。我最佩服阿廖沙的是他对命运从不低头,为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宁愿忍受一切欺辱、嘲笑。无论有什么遭遇,也不抛弃自己追求高尚的理想。”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这3本书,在1970年不仅吸引着我,也吸引着王淑镶、李敏红、李兆祥、解金遂等一道分配到天屏山煤矿的同学。他们大都向我借阅过。转眼间35年过去了。上个礼拜天,王淑镶、李兆祥与我三个老同学相聚时,还谈到1970年在天屏山煤矿读《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的往事。

人生难得,大道难得。时令有寒暑冷暖交替的四季,人生也会遍尝酸甜苦辣的滋味。但人生在世,无论顺逆,无论环境优劣,“积极生存”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生之大道。能够激发人“积极生存”的文学作品,肯定会赢得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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