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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

2006-09-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吴立昌 我有话说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之一,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谈文学研究会,谈“为人生”的文学,一定绕不开《小说月报》;凡弄现代文学的,自然也对它耳熟能详,因此,涉及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文学史或相关论文,不胜枚举。虽然各家观点不尽相同,但基本结论没有多大歧异。而《想像现代性》一书的作者董丽敏在研读大量原始史料的过程中,逐步明确了不少属于自己的独特想法,给人以深刻启发。

在满“坛”争说“现代性”的时代,作者也将“现代性”作为研究革新时期《小说月报》的一个抓手,这倒不是为了趋时,而是实有体会。她在汲取一些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性分为“西方式的现代性”和“像中国这样不发达国家所认同的现代性”两个层面,又将后者再分为“学理上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实际进程中的现代性”两种。这两个层面、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落实到文学上,一方面是文学自身要求的现代性,一方面是社会变革要求的外在于文学的现代性;在实践中,前者又总是不得不“以无条件服从后者的需要作为自己质的规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裂痕和对峙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包含着“反现代性”因子。因而,根据原汁原味的西方现代性标准要求,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确只好终止于“想像”了。

于是,作者从“想像现代性”这一立论基点出发,不仅突破沿袭多年的传统观点,而且突破了沿袭多年的以思潮、社团、作品为中心的期刊研究思路,更看重《小说月报》作为“文化商品”的“物质属性”。由此,全书便以出版机构、编辑(编辑思想、社会活动能力和商业素质)乃至读者市场等为切入口,论述革新期《小说月报》的方方面面:商务印书馆高层怎样从商业化运作考虑刊物的转型;沈雁冰和郑振铎因编辑理念尤其是对现代性认识的差异而出现的刊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面貌;因两种“现代性”冲突而导致刊物在“翻译现代性”问题上也出现思想与审美的分离,译介选择的顾此失彼或相互妥协……作者对上述各个方面均作了深细而又精到的解读和阐释,揭开了“五四”文坛这本历史悠长、声名显赫的刊物的真实面目。

作者认为,鲁迅、周作人“强调文学应该是个体的一种审美体验,强调文学本身的超功利性,强调文学并不能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可以说是最符合文学内部规律的一种‘现代文学’观念”。遗憾的是,这种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在多灾多难的现代中国,却老是被时代社会领域内的现代性追求挤压到被动、次要的地位,始终未成气候。本书“结语”里,作者针对文学的本体与其外在功能分裂所造成的困境,睿智地提出这样三个问题:“现代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落实到像刊物这样的文化产品上;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其现代性追求是否只能是积极参与社会现代性进程;当刊物的自身的运作规律与外在世界的现代性追求发生冲突之时,我们是否可以拥有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以外的其它选择?”这些在现代文坛长期存在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今天仍然严重存在着,正如作者所言,“恐怕在很长时期内,我们都无法探询到完善的答案”。

其实,近百年来的学界文坛,众多有识之士从理论到实践,都在努力寻求探索“完善的答案”。王国维有关审美与艺术具有去除人生欲望、提升人生境界功能的“无用之用”说,当代就有学者认为是一种“审美功利主义”。1913年鲁迅在署名周树人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在肯定文艺具有审美独立价值之同时,也不否认其客观存在的社会功能,似比王国维的美之性质为“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观点更合乎文艺的实际。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沈雁冰和郑振铎不同编辑立场下的《小说月报》,正标题为“冲突下的平衡:徘徊在文学性与现代性之间”。郑振铎既重视文学本身,又不忘“血与泪”。因此,接编刊物之后,他就在平衡二者之间冲突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刊物面貌亦为之一新。作者认为,正是郑氏文学观的这一“裂痕”的存在,“最终使他某种意义上与沈雁冰殊途同归”,此言甚有理。

1980年代中期,“文学自觉”“回到文学本身”这类对“纯文学”的强烈呼唤,是对只关注客观现实乃至政治层面问题的“左”的文学传统的又一次冲击,是文学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可是,只要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还潜隐于人们脑里,观念的解放又会走向另一极端,如文学要“向内转”,但越“转”越“向内”,最后只写完全封闭的自己。新世纪以来,这一现象已引起文坛严重关注。有位批评家说,“把想像力更多地投注内心”,将会“加快了‘纯文学’和社会存在的疏离”,从而使其“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一位年青学者说,“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是支撑“重写文学史”的两个中心概念。当年提出“重写文学史”,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从思维方式角度审视,他却发现:一方面,“重写文学史”以“纯文学”作为旗帜;然而,另一方面,最终却同样以政治正确性作为单纯的评价标准,以对“政治”距离的测量来确定文学史地位的高低,并且同样以政治性的评价代替了文学性的评价。“自由主义作家”由于“远离政治”而得到高度的评价,左翼作家因为政治而被取消了“艺术价值”。我相信,这些作家批评家的反思皆出自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都想努力寻求那个“完善的答案”。本书作者不过是通过对《小说月报》的历史研究在寻求,她是他们中的一员。

《想像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董丽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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