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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如何重构人文主义?

2006-09-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思郁 我有话说

有可能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我也相信,在以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经验对人文主义的滥用中接受教育的人,能够塑造另一种人文主义,他是世界主义的,是以文本和语言为界的。 

――爱德华・W・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18.00元

萨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的封皮上说这是“萨义德生前最后一本完整的书”,而我对它的定位:这可能是萨义德所有书中最难理解、意义最难把握的一本。萨义德所有中文版的书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的书架上,无论是他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这样的大部头的严肃学术著作,还是他的《知识分子论》、《格格不入》等这样的访谈录和自传,都有他一贯书写的清晰和学理的严谨。但是这本所谓《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小册子,定位看似十分的明确――为人文主义辩护,但是在阅读中,我的思维不时发生游离、散乱,有一种疑惑甚至不可名状的焦虑,直至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问题上:什么才是萨义德所辩护的人文主义?

看到“人文主义”这样的词汇,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在国内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后想到的是由阿伦・布洛克所著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但是好像这种联想都和萨义德在书中提到的“人文主义”不搭边。我仿佛有些明了,我阅读时感觉到吃力的原因就在这里,萨义德并没有清晰地给他在书中无数次宣讲的“人文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妨说,萨义德书中的“人文主义”时刻处在一种游离的、流动的、不断变幻的状态,这给本书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的困窘。萨义德好像意识到这种情形,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主义始终是无法定义的,但是,他强调说,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给我们重新定位、理解乃至诠释人文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没有必要理会人文主义的发展历史,重要的是让其在新的语境中能够为我所用,给我们提供一种批判乃至重构人文主义的可能性。

萨义德给人文主义划定的范围是“作为一种进行中的实践而不是一种占有物”。这种说法明显有阿尔杜塞对意识形态定义方式的启发和影响,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解释给“人文主义”这个看似已经陈腐的词汇注入了一种新鲜的活力。作为一个在人文学科方面任教多年的学者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我所关注的是对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们来说作为一种有用的实践的人文主义;他们作为学者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想要把这些原则跟他们作为公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联系起来”,因此,“有可能在人文主义的名义下,对人文主义保持批判性。我也相信,在以欧洲中心主义和帝国经验对人文主义的滥用中接受教育的人,能够塑造另一种人文主义,他是世界主义的,是以文本和语言为界的”。在美国的教育中,存在一种对人文主义的滥用,始于美国在二战后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始于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的国防教育法第九条把语言研究转变成对于国家利益的关注,始于一种“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始于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中对人文学科的偏见和歧视,始于一种大学教师不负责任的对已经陈旧的人文主义观念不加批判的全盘接受,等等。因为这种对人文主义的滥用,最终导致了它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甚至看似无可救药的困境。

在《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赋予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一种神性的光辉,一种独立的超然的存在,一种面对权势说真话的不屈的精神,一种这个已经充满各种不义和罪恶社会当中唯一有可能蔑视堕落的群体。这种赞誉的笔调当然有萨义德偏爱的成分在内,但是通过萨义德自身一生不断往返于不同种群文化差异之间,游走或者说流亡在各种权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经历,就会明白,的确存在这样的知识分子,至少萨义德用他的一生的经历证明了这点。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萨义德继续担任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明知不可而为之,不断挑战权威和陈腐的教条。面对已经陷入困境中的人文主义及其教育体制,不遗余力进行重新的诠释,力求在新的全球化/专业化的壁垒中让人文主义焕发新的光彩。他在书中对语文学这门“人文主义和相关的所有知识分支中最不赶时髦、最缺乏意味、最不现代”的冷学问的梳理和提倡,对一个不是美国人的艾里希・奥尔巴赫所写的有些生僻的《模仿:西方文学中的现实表现》的解读正说明了知识分子以观念对抗偏见,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挽救已经陷入困境中的人文主义,并且对它进行精神上的重构的努力和希望。

萨义德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特意在最后一章中重新书写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所以这一章的题目定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他除了延续在《知识分子论》中一贯的立场外,开始觉察到随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核心乃是一种未经解决的紧张在不断地加深,就是关于作家和知识分子究竟是否可以是所谓非政治性的”。其实在以往的论调中,萨义德曾指出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归属于不同的群落的,但是随着政治领域和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合流,作家已经某种程度上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对公共身份的认同,使他们成为了政治性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成为了政治性的知识分子就是与学院派知识分子,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以及――更重要的――与人文主义僵化的、陈腐的、惯常的教育的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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