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穆纳尔卡
莫斯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带有“冷战风格”的斯大林时期建筑。实际上，俄罗斯的
维索特卡
单词“ВЫСОТКА”(VYSOTKA)原意为“高地”，现在，其词义直接指向莫斯科中心市区的七座参天大厦。七座摩天楼，左右向中心梯次增高，直直托起直插云霄的中心塔。站在列宁山上，导游会给你指点从这个小高地所能看见的俗称“七姐妹”的高塔。它们很像音频播放器上腾起的音柱――的确，它们是那个时代的音柱，是莫斯科建筑群的高音区。3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在苏联建筑上创造了奇迹，如同它在音乐上的建树一样值得历史记忆――试试看吧，眼下的这一视频风景跟普罗科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康塔搭配欣赏，效果非同一般。
半个多世纪后，维索特卡仍是莫斯科市区的显著地标，它们包括位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国立大学主楼、位于俄罗斯议会大厦对面的乌克兰饭店、旧阿尔巴特大街附近的外交部大厦等，总共是两座宾馆、两座部委办公楼，两座住宅楼和一所大学。
维索特卡
莫斯科俗称建于七座山冈之上的城市，七座维索特卡为它的天空标划了独特的轮廓。论高度它们并不算世界奇迹，但是，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远远超过它们固有的实际尺寸。它实际上是苏联同西方角力的产物。斯大林曾经说：外国游客在莫斯科看不见我们的摩天大楼，就会觉得我们的城市建设比不上那些资本主义城市。随后，维索特卡应运而生。
维索特卡住宅楼一经建成，房子分给谁住的问题就摆在了当权者面前。据说，贝利亚建议把忠诚自己的党羽先安排进去。斯大林曾大光其火：“除了这些人，莫斯科就再没人了吗？”住户的单子随后扩展到了一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包括诗人巴乌斯托夫斯基、大剧院舞蹈家乌兰诺娃、苏联银幕的偶像人物克拉拉・卢契科等。但是，维索特卡也不总是身份的象征。“邻居是一种什么人？你不能跟他们和平共处，也不能枪毙他们，但你总可以在上头给他们打小报告。”1960年初，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什科搬进位于铁商河沿的塔干卡“维索特卡”不久，就总结出了这么一条定律。邻里尽是些知名人士，但住户们清楚，大楼的通风口暗藏着无数的窃听装置，不少邻居都是向克格勃通风报信的密探。诗人的妻子嘉丽娅・叶甫图什科回忆说，这座巨大的“怪物”里住的房客也都是些怪物。他们藏在地下室窃听住在22层的诗人家里的谈话。窃听分队的头子就是知名作曲家尼古拉・波戈斯洛夫斯基，他还同时挂职克格勃少校。
维索特卡的建筑工人都是古拉格的苦役。当然，现在的房客对此所知不多，即使那些记得当时铁丝网后劳作的囚徒场景的人，也认为那并不是什么秘密。光阴流转，屋主更迭，达官显要已乘鹤西去，幸存者中，受害者已然豁达，迫害者也成无害的老朽。90年代，莫斯科的房产商建起了高大辉煌的玻璃建筑，俄罗斯的发展商借助国外投资，让幽暗的街巷脱胎换骨，一夜之间把灰暗陈旧的莫斯科变成了遍地霓虹的拉斯维加斯。但新经济的力量丝毫撼动不了七姐妹的根基，她们显得遗世独立，更加难以揣摩接近，让周围的一切新式建筑黯然失色。现在，莫斯科市政开始清点历史遗产，维索特卡将首当其冲再次成为时尚的焦点。
卡穆纳尔卡和赫鲁晓夫卡
一望便知，卡穆纳尔卡――“КОММУНАЛКА”跟“合作社”、“共产主义”等词有姻亲，这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词汇。在人们为苏联宏伟的建筑，宫殿般的地铁倍感骄傲之时，不少苏联普通市民却居住在狭小的空间里。由于住宅稀缺，政府发明了一种合居式单元住宅，这就是“卡穆纳尔卡”。如同解放后的北京将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卡穆纳尔卡是将一户旧式楼房单元分给几家住户共同使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家庭出于收入条件和离婚财产分割等原因生活在“卡穆纳尔卡”。
俄国第二大都城圣彼得堡享有“文化之都”、“北方之都”、“西方之窗”等盛名，但是，它同时还是“卡穆纳尔卡”之都，因为这儿的合居单元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多。这也是圣彼得堡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这里曾是贵族生活的集中地，富贵人家的大宅遍地都是，革命后，工农迁入城里，那些高大宽敞的贵族家宅转眼间成了分割对象，不少就变成了卡穆纳尔卡。一般说来，一家分得一间屋子，三到五户人家共同使用一个住宅，同用一个厕所和厨房，但有时候一套房中住上五十几人的事也不少见。苏联解体后的十二年内，卡穆纳尔卡的居民渐次迁出，整个住宅转变成一户人家的独有产业。但是，现在仍有近30万居民生活在卡穆纳尔卡里，按照现在的速度，迁出并改善所有人的居住条件，还要等上38年。但是，峰回路转，资本时代来临了。对一些人来说，拥有一套卡穆纳尔卡绝不是坏事。旧宅子全都在老城区，面向涅瓦河的美景，高梁大窗，整套房子600多平米，每个房间都有100平米。按照现在的价钱，这样的房子每平米的售价已达到近两万美元。
与圣彼得堡稍有不同，50年代的莫斯科以“赫鲁晓夫卡”（ХРУШЁВКА）为一时之尚。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为改善居民的生存条件，政府在市区建造了大批简单实用的单元楼，叫做“赫鲁晓夫卡”。这些大多为高五六层的民居楼，结构简单，式样凡俗，这实际上是苏联政府第一次为改善莫斯科人的居住条件大批建房。六、七十年代高层住宅逐渐兴起，成为同赫鲁晓夫卡并存的城市生活图景。今天，在资本经济的指导下，赫鲁晓夫卡成为陈旧建筑的代名词，被推倒重建，在它们原来的地基上建起的高达百米的新式住宅，住宅面积翻了好几倍。在地产开发商的眼里，一座“赫鲁晓夫卡”就是一棵叮咚作响的摇钱树，“赫鲁晓夫卡”是它们词汇表中最可爱的词。
两代人的通天塔
建设一座城池需要千军万马，但建筑的式样和风格往往取决于少数几个人。俄国首都的建筑史无法回避切秋林这个名字。1929年到1945年间，他作为莫斯科城市主建筑师，主持了七姐妹的建设，自己也成了那里的住户。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物受到当权者的高度信任，一度主宰了建筑风尚。他的作品还包括国家杜马所在的“白宫”，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和北京饭店，他还是耶稣救世教堂整个故事背后的核心人物。1931年教堂被拆除后，官方准备在原址建起一座“苏联宫”并向全世界范围征集设计方案。设计师鲍里斯・洛凡的方案最后征服了评委。按照他的设计，“苏联宫”比克里姆林宫还要高三倍，塔顶是一尊100米高的列宁雕像，建成后它不但是莫斯科所有建筑物环绕的中心，也将是世界上的最高建筑。但是，这座蛋糕式的现代巴别塔因内斗没有建成，切秋林授命在地基上建了一个游泳池了事。90年代，原教堂按其毁灭前的图样得到恢复重建。今天，只有它的地下展厅的图纸和宏伟的规划证明这块地基上方可能出现的巨大怪物。切秋林是营造宏大方案的大师，看一看索科尔尼基地铁线上的共青团站的厅内装饰就大体领略了他的浮华风格。
曾写下著名的《解读莫斯科》（Moskau Lesen）的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罗格尔（Karl Schlgel）说：除上海外，莫斯科是世界上建筑密度最大的城市，它在过去15年中失去的历史光彩比整个苏联时期还要多。清整历史遗产的莫斯科醒悟到了这一点，它恢复修缮了不少历史遗留的古建筑，更在几年前向全球征集设计，要在莫斯科的新商业区建立一座世界高塔：俄罗斯塔。英国设计师诺曼・福斯特的设计拔得头筹。施罗格尔称赞说，福斯特的设计是一次向20年代莫斯科现代艺术家们推崇的透明、轻盈理念的回归。世界高塔是民族信心膨胀的必然产物，并不是所有民族、所有城市都有资格做这样的梦。莫斯科没有建成第一座高塔，就像苏联体制没有最终建成它的社会理想一样。但它很快就会再次建造世界高塔了。
今年八月，莫斯科市政府宣布开展一场全方位攻势，重塑城市形象，以摆脱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的“冷战成见”。这项计划将投入两千七百万美元。其中一千七百万来自市政，一千万来自私人捐助。该计划是市长卢日科夫声称莫斯科为改变外国人眼中的冷漠形象应采取行动的三周后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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