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正说”《明亡清兴六十年》

9月1日，阎崇年重返“百家讲坛”，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与此同时，中华书局的同名图书也同期上市，首印20万册。

我没有美化清朝

读书报：阎先生，首先祝贺您又有一本新著面世！记得两年前，您的大作《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是在金秋时节推出，您收获了成功，书业界一时刮起了“正说”旋风。同时，我们也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说您在美化清朝。请问，是这样吗？

阎崇年：这里，我想首先澄清一个问题：我不论是在“百家讲坛”讲座，还是写作您提到的这些历史普及读物，最主要的目的或者说基本的立足点就是“正说”历史，也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给听众和读者介绍历史。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多年来“戏说”成风，已经在普通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误导。既然是“正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还原”，就是尽最大努力接近历史的真相，不夸大也不缩小，用事实来说话。刻意美化和刻意丑化某个朝代，都是我竭力避免的。

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要敬畏历史。为什么要敬畏，因为历史包含着我们先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很好地总结和汲取。因此，我在讲座和书稿中比较注意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讲到了清朝十二位皇帝，其实是以他们作为清朝从兴到盛再转衰的不同阶段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总结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清朝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啊，其经验和教训也同样值得我们后人去很好的总结啊，怎么能够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我们就排斥呢？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学术界也还存在不少争论，我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讨论。但是，从某种立场出发，对前人的事迹，我们的历史，作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不可取，都是在抹煞历史。

“十二帝”以人系事　“六十年”以事带人

读书报：您觉得《明亡清兴六十年》与《正说清朝十二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这次为什么选择“明亡清兴”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特定阶段来写？您在这本书里想告诉读者的核心意思是什么？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关注的是清朝由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它的关注点是一个清朝。而《明亡清兴六十年》观照的对象是多元的，既有清朝、也有明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关节点来写呢？我在这本书的“序”里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说明，这个时代是山崩地解、复杂多变的时代，格局波澜壮阔、事件复杂多变，人物个性鲜明，总的基调是悲壮。这个时候发生的朝代更迭，不仅是王朝统治的更替，还包括民族统治的更迭。这种剧烈的震荡引发的从社会到人心各个方面的变化都非常值得关注和总结。同时，明亡清兴的六十年，又是中国近世社会的缩影，贫与富、夷与夏、官与民、中与西，都在这里汇聚，了解这个时段的历史，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一系列事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个问题：明朝何以亡，清朝何以兴？我想，如果读者读了这本书后，能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并从一个王朝的成败经验看到对自己人生的某些借鉴意义，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读书报：具体到写法上，这本书与《正说清朝十二帝》有何不同？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是以人系事，《明亡清兴六十年》是以事带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呢？因为这本书反映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很多。仅举明朝的例子，不仅涉及到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代皇帝，而且涉及到张居正、袁崇焕、东林党人，甚至权阉魏忠贤等人；事件不仅有辽东的战事，而且包括“三大案”、“党争”等朝廷上和宫廷中乃至外交上的事变。用人来串连的话有很多的局限性，有些事说不清。所以想来想去，用大事件来串连最为合适。因为在这些大事件中，各种人物、各种力量都有表演。比如讲到“萨尔浒大战”，光讲明军主帅杨镐或者光讲后金主帅努尔哈赤，都不易说清楚。

“平民立场”不是贬义词

读书报：我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感觉，从《正说清朝十二帝》到《明亡清兴六十年》，您似乎越来越有意摆脱学术论文的写法，比如我印象深刻的，您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讲到咸丰皇帝时给了他“三个错”的评价，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讲到万历皇帝时您又说他“六不做”“六做”，这种写法肯定不是学术论文的写法，您是有意为之吗？为什么？

阎崇年：是有意这么写的，根本的原因是由受众决定的。我在电视上讲座，最广大的观众是非专业的人士；我写的“十二帝”也好，“六十年”也好，最广大的读者也是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如果我在讲座中，在图书中，还摆论文腔，他们是看不下去的。所以，我要采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讲和写，要做到条理清楚、容易理解、容易记忆。比如万历皇帝，如果完全按照史书的记载写，可以写的事情很多，其中有趣的事情也很多，但是那样写就成了流水账了。读者很难对万历皇帝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些事件也很难记。我的初稿写出来后感觉不满意，再修改还不满意，最后才形成现在的样子。再比如我写《正说清朝十二帝》时写到康熙皇帝，他在位六十一年，那可写的事情更多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传记。如果那样写书的篇幅不允许，而且读者也不易掌握。所以我从“对自己”“对朝政”“对臣民”“对西学”“对子孙”五个方面来写康熙皇帝，实践表明，这样的做法更利于一般读者理解和掌握。

读书报：有人评论，听您的讲座，就好像是听一位老者讲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不觉得那是与自己隔得很远的历史上的人和事。我姑且把您的这种讲述方式称为“平民立场”的讲述。您愿意得到这样的评价吗？

阎崇年：愿意啊。平民立场并不是贬义词，给大众讲就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大众的思维和学者的思维是不同的，在给大众讲述时，作为学者要做好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

读书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学者思维和大众思维，二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阎崇年：我个人认为，一般人的思维趋向于“求同”，而学者的思维是以“求异”为特征的。比如前面提到的“萨尔浒大战”，这一仗明军四路丧师，大败，我们一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找原因，当然，任何一个事情的失败都有各方面的原因，这似乎可以称为是“求同”的思维。这是一个学者思考的起点。但是在这么多原因里，哪一个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是学者要追问的。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一书中，我找到的答案是，双方胜败的最关键因素是战略战术问题，明军开始制定的战术是“兵分四路，分进合击”八个字，结果实现了七个字，惟独没有实现“合”字，败在兵力分散，后金的战术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胜在集中兵力。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以后，还要把学术思考得到的结果转化为大众能够接受的表述方式，所以我在讲座中，把明军之败归纳为一个“分”字，把后金之胜归纳为一个“合”字，这样，观众才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同时，还可以引申，小到自己的工作学习，大到经营管理、治国理政，都要集中力量，抓住关键。所以，学者在给大众讲述和写作时，要完成“求同―求异―求同”这样一个思维转换的过程。

我不害怕批评

读书报：您重返“百家讲坛”的讲座以及刚刚面世的新作，受到媒体（包括网络）的广泛关注，其中也有批评的声音，我前面提到的所谓“美化清朝”问题就是其一。您是不是感觉现在的读者和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了？

阎崇年：读者和观众的口味是在提高，这对作者和讲座者来说是好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叫做“闻过则喜”。听到批评的声音，并不是可怕的事。记得《正说清朝十二帝》刚出来时，一个名叫陈超的初中学生指出，“光绪皇帝”那一节有一处把“珍妃”写成了“诊妃”。打开书一看，果然是！我马上通知出版社重印时赶紧改过来，并且送给陈超一本书，签上自己的名字，请他继续指正。“十二帝”面世两年来，印了17次，每次重印都有修订，而其中大部分是吸收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不害怕批评，欢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