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文学研究》，韩结根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30.00元
从弘治迄至明末（1488～1644）的明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
明代中叶以还，徽州商人开始以整体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约定俗成的“徽商”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较早的是在16世纪初的正德时期，至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极为普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从崭露头角到蔚为大观的发展历程。而徽州文学的发展，更与商人的贸易活动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点，书中有不少生动的展现。拜读之余，颇多启发。
作者韩结根博士出自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该书分诗歌创作、传记文学、小说和戏剧几个部分，对明代中后期的徽州地域文学作了全景式的展示。作者指出：“在考察徽州地区的文学创作时，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时至明代中后期，与明初创作状况相比较，诗歌中以游侠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突出地多了起来。”（第182页）对此，作者从游侠文化的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笔者以为，如果从商业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的出现，无疑也是徽州商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明代中叶以后，各地商帮此起彼伏。行商坐贾以长途贩运、以有易无为主要经营特点。为了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运转，坐贾行商不得不苦练本领，或雇佣武艺高强者保护自己。在明代，徽州休宁至少出现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两位武术大师，他们分别前往少林和峨嵋学习武术。譬如，休宁汊口人程宗猷（冲斗）还撰有《少林棍法阐宗》三卷，该书反映的是冷兵器时代的传统武术技艺，到火器已广泛应用的晚明，此类技艺诚如程宗猷及其族人一再声称的那样，谈拳论棒主要是自卫身家，其主要用途具体表现为在乡里的抵御欺侮，异地行商时的强身自卫，为贸易保驾护航。类似于程宗猷这样的人物在徽州所见颇多，这与徽州当地的尚武之风及明代中叶以来经商风气的日益炽盛密切相关。换言之，明代徽州文学中的游侠生活题材，与徽州武术的兴盛，恰可比照而观。
又如，“无徽不成镇”的俗谚曾遐迩闻名，这主要是指清代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徽商活动对城镇化、商业化的影响。在更早的明代，徽商在长江以北的活动也颇为活跃。尤其是在河南一带，明代徽商的活动较清代更形活跃。这是因为，明代江南与华北地区棉纺织品市场流通的主要格局是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运，在这一过程中，徽商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徽州商人从汴梁购买木棉，而到江南购买棉布。因此，在明代，开封一带的徽商活动及相关的交游应酬极为活跃。此前，我曾根据明人方承训的《复初集》作过较为系统的勾勒。而从《明代徽州文学研究》中，我们得以了解与此相关的文学活动。在“徽州作家与全国文学潮流的整体融合”一节，作者对徽商与当时的文坛领袖（如李梦阳等名家）的交往，作了较多的勾勒。指出，“徽州地区的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商贾作家，他们早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都曾受到李梦阳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为徽州地区的文学融入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新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160页）这当然充分反映了一些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这些例子说明，文史不分家，文学研究可以与历史研究相互印证。
除了全景式的展示外，对“二拍”蓝本的考证，无疑是《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的点睛之笔。作者对明代后期徽州人所编的《广艳异编》和《亘史》作了系统的研讨。不仅基本厘清了两书的来龙去脉，而且更发现二书对晚明白话小说的巨大影响，“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意义，读者自可参见权威学者章培恒先生的评价（参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8月4日第11版）。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数年前，教育部设立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中，“徽学研究中心”榜上有名。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教育部对于“徽学”这一综合性学科的认可。我以为，“徽学”的核心是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鉴于徽州历史文献的巨量遗存，没有社会经济史研究就没有“徽学”，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不过，独木难以成林，一个学科的确立，端赖于该学科内涵量的大小以及研究力量的强弱，“徽学”的研究亦复如此。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史学之外，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侧面的研究均有待深入，只有这样，才可能全方位地支撑起一门学科的各个分支之齐头并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我国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而且也无疑成为近年来“徽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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