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情结造就了庞德

“上世纪（指19世纪）我们重新发现了中世纪，而这个世纪我们在中国重新发现了希腊文化的魅力……毋庸置疑，只要我们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就会发现中国诗歌中有纯净的颜色；诚然，这一美景已经通过翻译得以呈现。”　　――埃兹拉・

《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吴其尧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在中外文学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过程中，一些西方文艺家与中国文化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沉醉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将其精髓借鉴应用于其本身的文学创作中。20世纪英美文学史上地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埃兹拉・庞德就是其中的典型。

青年学者吴其尧通过对庞德多年的关注与研究，为我们呈上了这本《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全书基本以庞德的生平及诗人生涯展开，介绍了其不同阶段接触交往的文坛重要人物及发生的主要事件，重点叙述分析了其与中国文化的因缘关系。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层层演进，不断加深的。该书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清晰明了的线索阐述的：意象派和漩涡派诗歌运动意味着庞德与中国文化的最初接触；庞德对费诺罗萨东方学著作的整理标志着他与中国文化的亲密关系开始确立；对中国古诗的迷恋造就了庞德的《华夏集》；而他的杰作《诗章》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梳理；感受到中国哲学和诗学的影响，庞德翻译了儒家经典及《诗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情结造就了诗人庞德。全书的大部分篇幅，也都是围绕本书的主题，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意象派诗歌运动是20世纪英美诗坛第一次大规模地与主流地位的传统诗歌相抗衡的一场文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庞德已经接受了中国文化及文学的影响。他自己在谈到外来影响时曾说，中国对包括意象派诗歌在内的新诗运动产生的影响，就像希腊之于文艺复兴，而该书作者在对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前因后果、主要人物及事件做了细致全面的介绍和精妙的分析，并援引了中国传统文论中“意象”和“形象”两个概念的来历的许多例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庞德的所谓“意象”即中国传统文论中“意象”和“形象”两者的结合。

如果说庞德发动意象派诗歌运动及其后的漩涡派诗歌运动是有意无意受了中国文化的暗示和影响，那么，他对费诺罗萨东方学著作的整理，则意味着他开始与中国文化亲密接触。

在《庞德与中国文化》第五章，作者花了浓重笔墨介绍了西班牙裔美国人、东方学家费诺罗萨对东方文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汉语、汉字等的开拓性研究和见解。费氏的《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asa Medium for Poetry）一文于1921年由庞德整理出版，也成了庞德诗学的基础和诗歌创作的指南。庞德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要求语言直接表现物象以及物象本身所包含的意蕴的诗学。他的另一个目的是为现代诗的“科学”的、非逻辑的组合方式寻找理论支持。该书作者认为，庞德从费诺罗萨论文中推演出来的诗学原则，在创作实践上最重要的还是意象的并置组合。这种并置组合实际上是从中国古典诗的句法中推演出来的，并置结构来自中国诗的“拆句”。庞德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诗歌和日本诗歌对20世纪的整个西方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庞德等人翻译的中国诗歌中，庞德的译诗集《华夏集》对美国诗所起的影响，是任何其他译本都无法比拟的。《华夏集》语言极其简练、流畅而不浮华，遣词造句富于现代气息，其英译文已具有中文原文的文字魅力与感染力。在《庞德与中国文化》第六章,作者选取了《华夏集》中好几首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原诗和庞德的译诗，加以比照分析，突出译诗语调之生动、英语语言之优美与创新、用词之卓越、意象之鲜明活泼，说明庞译之所以成为英美诗歌经典的理由。《华夏集》所带来的文化影响远远超过译文本身。它也标志着庞德作为最重要的英美现代诗人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开端。

庞德在改写模仿中国诗歌的同时，也酝酿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诗章》。该书对《诗章》创作情况的介绍分为早期、中期、后期三部分，其间穿插了他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和精神病院中创作、及被释放的全过程。《诗章》的创作贯穿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梳理，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的推崇及后来失望、理想破灭的顿悟。他最终对重现儒家政治伦理秩序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感到失望了。他自省：“我本想写出天堂，结果却写出了末日启示录。”赵毅衡先生总结说：“他（庞德）一再希望在儒家哲学基础上建立西方文化的复兴，结果看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威胁；他本想写出儒家理想的诗意，结果《诗章》中最令人心悸的是比萨监狱里人努力追求自我毁灭的哀叹。”

中国古代经典的英译，特别是儒家经典的英译，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突出现象，也是西方汉学界普遍关注的学术领域。庞德在翻译儒家经典和《诗经》时，大胆使用“拆字法”，将原作“过度阐释”，使原文简略的诗句被展开被加强，使译文比原文“丰富”得多。这样的翻译，并不忠实原作，有时甚至是改写。该书作者认为，站在文化交流的立场看，这种做法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翻译《诗经》，庞德对中国文字、中国诗歌、中国诗学乃至哲学有了更直接更全面的体验。

上海外国语大学虞建华教授指出：在近、当代中国，更多的是西方文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的价值观和文学形态，但本书作者的研究追踪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即欧美现代主义大师庞德如何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学习其表现形式，在欧洲开创现代主义诗歌一代新风，成为现代文学引领航向的人。他继而从中国的儒家学说中汲取养分，在充分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欧美的新文学。本书稿的三审桂乾元教授也给予该书颇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对庞德的研究有相当的深度且比较全面，涉及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研究很有层次，由浅入深，由文学至诗歌，再至诗学、哲学等；在某一方面的研究情况介绍后，作者往往有自己的归纳、小结或看法。

《庞德与中国文化》全书在表述上组织严谨，语言老到，笔锋犀利，行文通畅，同时又不乏幽默色彩。书中提到了庞德与很多同时代的著名作家、诗人、雕塑家、社会名流如叶芝、乔伊斯、艾略特、弗罗斯特、海明威、刘易斯、福特、布热斯加等的交往。庞德对其中的很多人都大加提携和帮助，无愧为现代文学的庇护人。

该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在书的最后还列表介绍了庞德的生平年谱和主要作品。年谱的介绍中包含了他一生中交往的重要人物和发生的重大事件，有些作者认为需要强调的地方介绍相当详细，等于将全书重要线索整理勾勒了一遍，使读者一目了然，印象更为清晰深刻，检索也更为方便。

作者在前言中指出：“梳理一下庞德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大大有益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因为“任何文化都有相通的一面，没有一种语言和文化对于人类认识自己是自给自足的，每种语言和文化都有自身所不能表达或无法表达的时候和地方。两种文明或文化间的交流和互补可以促进彼此的进步和发展，反之，则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可推动我国对庞德乃至英美文学的研究，而且也会对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产生相当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