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书源

全书是讲近代出版的起源和发展，书中以出版为经，伸延至其他，脉络是比较清楚的。作者对近代的庞杂出版史料，进行了精心的挖掘和梳理。提炼出了近代出版史发展的许多线索和史实，为近代出版史提供了思考的范畴，作者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王建辉是在仕途和学途都有所成就的学者型领导，他曾经是出色的编辑，编辑了许多好书，所编的好书曾获得过中国图书奖，使人十分欣羡。后来他从总编辑岗位转入仕途，由省出版局副局长而至出版集团董事长。即使在仕途行走的时候，他仍眷恋着学途，学不释手。因此，著述不少。他的著作，内容广泛，思路宽阔，见解独到，给人留下难忘的韵味。我曾写过一篇《王建辉与书评》的小文，简略地评介了他的书评之旅。最近读了他的新著《出版与近代文明》，又有些话想说。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虽为单篇文章，但作者有一个总体构思，形成了一个总的体系，有一个总的倾向与内涵。全书是讲近代出版的起源和发展，讲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影响以及出版和近代文明的关系。书中以出版为经，伸延至其他，脉络是比较清楚的。作者对近代的庞杂出版史料，进行了精心的挖掘和梳理。从他的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对近代出版作了深刻的思索，力求全面观察出版发展的状况，想给读者一个总体印象。因此，从全书看，虽不能简单地说是一部近代出版史，但是它已经提炼出了近代出版史发展的许多线索和史实，为近代出版史提供了思考的范畴，因此作者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过去讲近代出版史，一般讲1900年前后比较多。这本书不仅向前推进了几十年，而且从中国推演到世界，谈到世界出版观对中国的影响。

王建辉说：“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口号，也是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思想范畴。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在向国会演说的《论出版自由》中，首先表达了出版自由的观念，认为‘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当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曾以‘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与科学权利的武器。列宁对此也作过高度评价，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在中国也是如此，从19世纪中叶起，‘出版自由’不仅成为一部分志士仁人反封建的批判武器，而且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理想与追求。”他描绘和肯定了西方世界的“出版自由”对中国的影响。

书中从近代出版讲起。中国的近代出版，是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开始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有他们的目的，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必须利用出版这一媒介，客观上对出版起了促进作用。王建辉说：“1835年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墨海书馆，成为上海基督教编译和出版中心。近代中国出版业最早是由这些传教士推动的。”到1855年，麦都思还在香港办了中国第一份华文杂志《遐尔贯珍》，此后，杂志才不断发展。1835年以后，中国的近代出版事业才逐渐发展起来。作者认为，中国最早重视出版事业的是曾国藩等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出版的奠基人”。对此，过去没有人这样提出，这是他独到的见解。他说，1864年曾国藩主持创立了江南官方局(金陵官书局)，1865年曾又与李鸿章接受徐寿、华蘅芳等的建议，在上海筹办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这都是当时有名的出版机构。他们首刻了《船山遗书》，还比较系统地引进介绍了西方科技读物，有数学、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地质学、医学等。1868－1880年之间，共翻译出版了科技图书163种，销量达83454册。王建辉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洋务派在1867年兴办的译书机构，也是晚清由官办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翻译馆的这些译著，几乎概括了19世纪西洋科学中的主要内容”。十分肯定翻译馆翻译引进西方科学著作的功绩。

书中还说“江南制造局的知识群体都是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的雏形，也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代知识群体”。这肯定了他们对中国出版人才的孕育培养之功。可以说，这一时期对近代出版的发展、对出版人才的培养，都是启蒙时期。

稍后，王韬、梁启超也对近代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王韬是中国最早的近现代出版家。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营出版机构――中华印务总局，郑观应的《易言》(后改名为《盛世危言》)就是他1879年出版的，这是最早的宣传民主思想、影响很大的出版物，王是开眼看世界，接受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发展近代出版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则是在中国最早使用“出版”一词的。他1899年8月8日在日本写了一篇《自由书》序，他说“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以名吾书”。可见他对出版也是很重视、积极支持的。

这一时期还有1872年创办的《申报》也兼营图书出版，出版了《文苑菁华》、《快心篇》、《后水浒》等许多图书。还有传教士在上海经营的荚华书馆等。到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更是近代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事件。可以说1897年也是“近代出版继往开来的标志性年代”。同年，梁启超在上海与同人创建了大同译书局。1912年，成立了中华书局，1916年，成立了大东书局，1921年成立了世界书局，1926年成立了开明书局。对出版机构，王建辉在书中从1835年的墨海书馆讲起，到江南官书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等他一一进行了审视和评价。他说1911－1949年中国出版图书124040种。而上个世纪30年代则是“中国近代出版的高峰”。这主要是指民营出版机构，他认为这是出版的辅线，主线则是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特别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出版机构。从《出版与近代文明》中，可以大体看出王建辉理出的近代出版上发展的线索，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价了重要依据。

从《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提供的出版线索中，也可以看出出版队伍的形成，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出版家在发展出版事业中的作用，除了早期的传教士麦都思之外，中国人有王韬、曾国藩、李鸿章、徐寿、华蘅芳、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王云五、沈雁冰、叶绍钧、茅盾、巴金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写了《鸳鸯蝴蝶与中国出版》一文，详论了鸳鸯蝴蝶派出现的背景、形成过程，肯定了他们在出版史上的贡献，并认为“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甚至可以说是近代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肯定，说明了王建辉的独到眼力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是一种难得的学风。

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始终将出版与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出版？在学界是有争议的，中国有文学以来的早期出版从何时开始？早期的手抄本作品，石刻作品算不算出版？说法不一。这至少可以说明出版并不是文明的起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出版有力地推进了文明发展，出版不仅是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文明进步的需要。王建辉用许多事实，用他自己的思考，断定近代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文明。他说：“出版是创造的文化活动；出版是思想的催化剂。”他赞扬孙中山说的“新闻出版为文明之光”，并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郭沫若、巴金等人为例，肯定出版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出版史也就是思想文化史”。

《新青年》说明“出版成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锋”、“出版是一种思想文化导向和选择”、“出版的进程，就是思想史的进程”。他对出版事业文化性的肯定，对我们认真审视出版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可以产生不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