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中转站》，（美）约翰・多斯・帕索斯著，闵楠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22.00元
作者简介：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他的处女作《一个人的开始》出版于1920年，之后共出版40多本书。其书聚焦于政治和社会问题，多从左翼立场出发，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美国平民阶级的苦难与富人阶级的颓废。帕索斯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美国》三部曲，其他作品如《三个士兵》、《曼哈顿中转站》以及《哥伦比亚特区》也为人所熟知。
两个月前我得到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中译本，一时颇有感慨：多斯・帕索斯已是列入博物馆的作家，他的地位和文学价值，远不及跟他同辈的那些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作家，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肯明斯等，在这个时代出版他的作品，凭什么来引起读者的重视？
这小说在结构上就是拒绝愉快阅读的。多斯・帕索斯执著地走“全景写作”之路，为了最大限度地刻画美国国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不惜把人物和背景两大要素都悬置起来，不让哪个人物充当故事的中心，也不对哪一个地点费较多的笔墨，甚至连社会和时代背景都不明说。《曼哈顿中转站》共分3部，没有出现一个具体的年份，只能看到纽约市容：轮渡码头漂浮着垃圾的海面，各色移民行色匆匆，自谋出路；港口轮船拥挤；冷漠的市民日复一日地寻找发财的机会；送奶工的车在街巷里零零地响着。而且，从小说的第一页起他就不停地切换镜头，从码头到垃圾站，到铁路车厢，到摩天大楼，到觥筹交错间的酒吧和咖啡馆。最没创意的连续剧编导也知道怎么让男女主角在社交场所碰出火花，但作家却让这些火花哔哔卟卟蹦个不停，以至于稍不留神就会失掉头绪。多斯・帕索斯很有勇气，他把原本可以制造冲突的情节用来挑战读者的耐心。
美国文论家亨利・詹姆斯认为，通过挑选有限的几个人物来着力刻画所形成的一个集中化的、有限的现实视野，能给作品带来“整体性”的好处。然而全景小说家从一开始就抛弃了整体。以此度之，他们的小说必定会给人留下散漫随意的印象。因此，如果不为一个大群体而设计几个代表人物的话，小说家就得连续塑造一批相互独立的个体，比如福克纳，他上一本书里的人物和下一本书里的人物之间是有关联和延续性的，他觉得以这样一个没有头尾的人物谱来反映南方社会的生活现实已是绰绰有余。然而，多斯・帕索斯还想走得更远。他甚至连起码的“有限”都不予考虑――他要让人物超出所有界限，无限循环下去。《曼哈顿中转站》包含了三五十个出场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走一个过场，而且直到结尾还在冒出新的名字和形象。
多斯・帕索斯显然是在冒险，他要尝试的可能是所有小说形式中最为艰难的一种。不过，对于“移民生活”这一题材而言，这种冒险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曼哈顿中转站》要的就是紊乱杂沓的形象，就是眼花缭乱，甚至就是时间上的模糊性。那一个个移民登陆曼哈顿时所怀有的“遍地都是金子”的想法，我们其实也如此熟悉。假若你曾日复一日地在清晨八九点钟，蹬着一辆二手自行车置身乱云飞渡一般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对多斯・帕索斯描写的轮渡进港的场景无动于衷？出生于纽约的移民后代、女主角艾伦・萨切尔当时顺着她的移民父亲的手望过去：“你看看――甲板上黑压压站满了人。”
这条船上就有男主角吉米・赫夫和他的母亲。母亲不久就病逝了，幸而吉米得到亲戚的帮助才长大成人。艾伦和吉米，两个孩子在纽约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到小说结束时，在媒体屡屡碰壁的吉米黯然离开这座城市，而艾伦却在一次次结婚、外遇、离婚之后选择嫁给了已经满头白发的乔治・鲍德温。多斯・帕索斯用混乱的场景来反映一个混乱的社会，但混乱的场景之间仍然有联系，例如乔治・鲍德温，小说中的主要反面人物之一，一个由利而名、由商而政、勾引有夫之妇和世故少女而又习惯始乱终弃的无良律师，一次次在杂乱的人群中出现，每一次出现都与女人的命运相关。艾伦很快堕落了，“只要对她有利，那女孩甚至能嫁给电车”，而仍然保持了较单纯性格的吉米，却无法在这里立足。驱逐他的不是什么特定的人，而是一个由资本和权力联手构筑的沉默的堡垒。
律师乔治・鲍德温买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有意无意地透出了时代背景：小说第一部约摸发生在日俄战争时期（1905年），当时吉米和艾伦还都是孩子；而不是1894年前的甲午战争（吉米身上有帕索斯自传成分，而帕索斯生于1896年）。在第二部里，吉米和艾伦都已长大，各找各的路，但也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新闻出现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到第三部里，时间则由全美大兴禁酒之风的背景来透露。就在第一部里，曼哈顿岛上的标准意义上的“中转站”被提到了一次，也是全书唯一的一次，这是一个具体的车站：艾伦和他的第一任丈夫约翰・奥格勒索普换车前往亚特兰大的地方，“她的脑中有许多车轮行驶，轰隆隆的声音说着‘曼―哈顿中―转站……’”――这个点题的情节，事实上也就是艾伦堕落的起点。
整个纽约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中转站”，只不过站在左翼立场上，帕索斯笔下坐船来到这个“遍地是金子”的所在的小人物们，不是在中转中直线跌落至死，就是在中转中螺旋状堕落至麻木。另一个相关的隐喻则贯穿小说始终。艾伦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目睹的一场火警：“到处是棕色的烟，不时还从低一些的窗户里蹿出火苗”，消防车挤满了街道，一名形迹可疑的“纵火犯”在他眼前闪过。而到了结尾，多斯・帕索斯再次让一位母亲安慰她梦中惊醒的孩子：“不怕，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消防车，宝宝不怕消防车……”“火”历来是上帝用来惩罚污浊人世的手段，比如所多玛和蛾摩拉，比如帕索斯明确提到的巴比伦和尼尼微――这说明他仍是一个有着强烈现实关怀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他仍然注意使用隐喻和结构上的关联，他借鉴于苏联导演艾森斯坦的蒙太奇手法（通常的文学史著作均为他这一招特设了一个术语“摄像机眼”）貌似先锋得很，实际上仍是落在托尔斯泰、左拉等人的现实主义框架内的。
一个堕落纽约的全景图像，把多斯・帕索斯牢牢钉在了左翼作家的圈子里，甚至为他博得了萨特的喝彩。但我相信这并不能削弱《曼》的价值，尽管论蒙太奇手法，福克纳比他用得高明得多；论“美国梦”题材的同类小说，和《曼》同年发表的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影响明显更大更深远。多斯・帕索斯后来转为极端保守派。即使他跟自己的昔日彻底决绝，他笔下的纽约社会仍然是真实的，这本小说就像收藏进博物馆里的一帧发黄的老照片，是了解上世纪初美国社会不可多得的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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