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人美版1982年人美版1982年外文版2006年解放军版
画作名称依次为：林伯渠同志：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贵州、四川的干人儿：背盐人泸定桥下雪山的喜悦磨青稞
“七十多年前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战士中，我知道还有些同志挥笔抒情作画，可惜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都未能留传下来，目前仅存的就是黄镇同志的二十四幅画了。如果说，后人能够通过这些画面更多一点真实、形象地感受长征及其伟大的长征精神，那要归功于使这些画得以留传下来的人们。”原外交部副部长、中宣部第一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1909-1989）同志的夫人，85岁高龄的朱霖同志，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的《长征画集》“再版说明”中这样写道。《长征画集》是迄今发现的惟一一部亲历者以绘画形式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史貌的作品集，它的出版及多番再版，也似经历了一次长征。
1958年，一位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刊行于1938年，名字叫做《西行漫画》的画集，翻开来，赫然是炭笔素描的“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过湘江”、“遵义大捷”等24幅反映长征题材的绘画作品。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见证，于是推荐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他们再版。人民美术出版社接受了建议，由时任美术编辑组组长的鲁少飞（1903-1995）担任责编，李文昭负责美术设计，利用1938年底本照片，于12月重印3000册，书名仍作《西行漫画》。著名漫画家鲁少飞先生已故去多年，李文昭先生如今也已是72岁的老人了，他回忆说：“1938年印行的底本当时我们都没有见到，只见到那些作品的照片。1958年本社出版了32开本的《西行漫画》，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我都不记得是印了多少册――还是后来查看阿英同志的回忆文章，才晓得是3000册。”因为不能确定作者，1958年版《西行漫画》没有署名。
朱霖同志回忆，1961年，黄镇同志自国外归来，“有一天，李克农说，‘哎，黄镇，你长征时画的画，你在前边画，国民党在后边收了，还出了画集。’黄镇想，不可能啊，莫非是画在墙上的那些宣传画？不久，（黄镇）在钓鱼台吃饭。席间，有人说起，有人在旧书摊上找到一本《西行漫画》。黄镇很关注，问‘里边画的什么画？’那人说：‘听说，画了长征时林老(林伯渠)提着马灯赶夜路。’黄镇说：‘长征时，我画过林老提马灯的画，拿来看看。’后来，送来一看，就是他画的。”最早编印《西行漫画》的阿英（原名钱杏?，1900-1977。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作家）在《〈长征画集〉纪事》一文中追述称：“直到一九六一年，黄镇同志自国外归来，李克农同志向他提到这本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又拿着原印本去访问他，才引起他的回忆，证实了就是他在长征途中，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那一束画。就这样经过二十五年之久，我们才找到了作者”。1958年版的《西行漫画》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找不到样书了，李文昭对此非常惋惜。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五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重新出版黄镇同志的画集，黄镇同志定名为《长征画集》，并亲笔题写了书名，从此，“长征画集”一名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黄镇同志还撰写了“作者小传”，一并收入书中。画集由原来的32开本，改为12开精装本出版。
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1916-1985）将军为1962年版《长征画集》撰写了序言。阿英特意撰写的1938年画集出版情况的说明文章《〈长征画集〉纪事》，也被收入新版画集。黄镇同志还委托同样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1908-1996）同志，为每一幅画作配写了诗作，黄镇对老战友提出的惟一要求是“通俗点，让老百姓能看得懂”。1962年版《长征画集》内容非常丰实。
阿英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一直坚守在上海文化阵地的岗位上。在《〈长征画集〉纪事》一文中，阿英回忆说：
《长征画集》最早的印行，是在一九三八年。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的深入敌后，插进敌人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着巨大的精神鼓励。就在这样日子里，我得到《长征画集》的照相原稿。当时，“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叙记）。
这时，我们由于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因为刊载毛主席等我党领袖的言论著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新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谓地下组织的威胁。后来，甚至连那些朋友，也为国民党所逼，一再劝告我们“收敛一些”。真是时时刻刻有查封逮捕的危险，时时刻刻在惊涛骇浪之中。所以我们当时估计，《长征画集》能否在《文献》连载完毕，照相原稿能否不遭受损失，是很难有把握的。而考虑到它将会发生的影响，却认为必须争取时间，很快、很完整的编印出来。
……
书名所以题作《西行漫画》，是因为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的专著《西行漫记》中译本发行不久，书里有叙长征的专章，而环境又不宜于直接用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类的字样，采用这样书名，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它的内容。我们把《夜行军中的老英雄》作为第一幅。还在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纪事，并由我写了叙记：
“……虽只是二十四幅的漫画，却充分表白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开始成长。
“在中国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着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地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非常现实的、乐观的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表达出来，是从这一束漫画始。……
“发挥着民族伟大意志的反侵略战争，现在正继续开展。广大的中国人民，为着民族生存，是毫无顾惜的忍受着一切苦难。这正表现了这一束漫画反映的民族精神的更进一步的发挥。把它印行出来，也正是要向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提供一项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历史实证……”
……我们很快的进行了编辑工作，用铜版纸、道令纸精印了两千册书，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新四军地区，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民心的应有效果。但此后不久，书屋就果然被查抄了，人员遭到了逮捕，画册从此就没有机会继续再印。
……
肖华将军在序中感慨地说：“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些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二十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茫茫无垠的大草地，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深山老林中的篝火，西北高原上的风沙……。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当那些同志倒下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抱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国人民一定要站起来，摆脱掉千年的枷锁，建设起自己的新国家。
……
这二十多幅画，是伟大长征的片断纪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也是珍贵的艺术品。作者同千千万万的战士一道，万里跋涉，在战斗的行列中，用画笔写下了这些历史的动人的场面。这些画是感人至深的。作者特别突出地反映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纪录下了红军路过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和‘干人儿’（即穷人）的苦难的生活。这样的作品至今还不多见。”
与肖华一样，画作唤醒了许多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的记忆。而对于那些没有过长征经历的后来人，那诞生在长征途中的24幅画作，是一部深刻的教科书。作为目前仅存于世的用美术作品的形式记录长征的画集，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977年7月，人民美术出版社以1962年版《长征画集》为底本，推出平装本。平装本发行颇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82年6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5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长征画集》。为了帮助读者了解画作创作的历史背景、更好地欣赏作品，黄镇同志特别为每幅画加了文字说明，用文字方式再现了画作所反映的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以及红军战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图文并茂，使读者可以更深刻地感悟长征精神。李文昭担任责编。
同年外文出版社同步向国外推出《长征画集》的英文版、法文版、日文版等版本。白自然担任责编。
1986年8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将1982年版《长征画集》再版。
1987年3月，文物出版社以人美社1986年版为蓝本，重新编排设计，出版小32开本61页的普及本《长征画集》。
2005年底，为筹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解放军出版社计划重新出版《长征画集》，军事编辑部编审倪齐生同志找到朱霖同志，征得了她的同意。2006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重新精心编辑出版了《长征画集》(倪齐生为责编)，新版画集为大12开精装本，被列入新闻出版总署“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重点图书”之一。
解放军版《长征画集》，请朱霖同志撰写了“再版说明”，同时收入了黄镇同志手书毛泽东诗词《长征》，并对“作者小传”作了增补。新版画集还特别收入黄镇同志1986年底撰写的《〈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一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征途中，这些珍贵画作诞生的经过：
我出生在安徽桐城县一个小小的山村里，家很穷，祖祖辈辈和画没有什么缘分。在外村小学读书的时候，经常为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先生磨墨展纸，耳濡目染，我也爱上了绘画。中学毕业之后，我父亲爱子心切，卖了几亩薄田，让我到上海学画。于是，我考进了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毕业，本来打算以绘画作为一生的职业，求得一个画家的前途，谁知世道不允许你这样去做。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学里执教，不久因支持了学生运动而被解雇。一气之下，我便投笔从戎了。
1931年12月，我参加宁都起义，随着一万七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宁都起义的队伍，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之后，党又派了许多老同志到这支起义部队工作。肖劲光当了政委，刘伯坚当政治部主任。他们非常重视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由于我学过美术，会画画，就让我当了文化娱乐科长，负责部队的宣传文化工作。
……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明实行消极防御的堡垒战、消耗战，叫部队死打硬拼，损失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工作也就更艰苦了。我们和敌人堡垒对堡垒、面对面打仗，每天拂晓，战士匆匆吃了饭就上阵地。接着敌人的飞机来炸一阵子，敌炮轰一阵子，跟着步兵上来拼一阵子。而我军见敌人涌上来，手榴弹甩一阵子，长短枪打一阵子，最后战士们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一天之中，这样的进攻总要有两三次。直到黄昏，少数战士留在阵地上，大多数战士下去吃饭。我和宣传队员们也同战士们一起上阵地，一起下阵地，沐浴炮火硝烟，经历格斗拚搏，宣传队员们表现得十分英勇。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他们跳出战壕、挥舞红旗，举起拳头大喊：“同志们，把敌人打下去，胜利属于我们!”
每天从阵地上下来后，战士们可以休息了，而宣传队员们还要在松油灯下编写节目，表扬战场上的英雄事迹。那时编剧只需一个纲目，设计几个人物，规定几个段落，就可以上场了。这种以战斗中间模范事迹迅速写成的剧本，效果十分强烈。剧中人物就在他们身边，长处弱点都一清二楚。一个干部的群众威信如何，战斗中就显露出来了，你平时的模范作用好，威信高，打起仗来，战士拼命跑到前头，保护你。我们的戏也把战斗中的事迹同平时的表现联系起来，引起他们的思考。除了表现战斗部队，也写地方群众对部队的支援。他们抬担架、送军粮，与红军并肩战斗。我们编写了歌，歌唱他们。有的同志还要趁夜晚画几幅宣传画，写几句口号，明日带到阵地上去。无论几次反“围剿”，还是长征途中，宣传队是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伴着星星月亮工作。在这次反“围剿”中，许多宣传队员负了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也在阵地战中负了伤。第五次反“围剿”，因为错误路线的领导，我们没有取得胜利，但同志们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勇作战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的《长征画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经历中，以及这样的情绪下产生的。当时，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中。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二十四张。它能和今天的读者见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记得当时我背的是一个布书包，雨打即湿，日晒即干，夜晚行军、露营，也沾满了露水。我的画也随着书包时湿时干，因而画面模糊，纸张折皱，难以保存。那时，王幼平同志身上背着一个皮包，看上去洋里洋气，比我的布包好得多，让我十分向往。有一天，他奉命调到上干队学习，分别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皮包送给我吧，好装我的画。”
王幼平同志慷慨相赠，从此，我的身上便背起了一个皮包。我把到处搜集的画纸、画笔都放在皮包里，画的画也好保存了。那时铅笔很难找到，墨也得来不易，我们就把锅灰刮下来，烟筒里的灰捅下来做成墨。这种墨宣传队员们都会做，用来写标语、写会标、画画。我身上总还要存几枝笔，铅笔、毛笔都有，用来画速写，画漫画。这些笔，有的是从小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地主老财家拿的，也有是战友送的。每到一处，我总忘不了寻找笔墨。我画画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是些红红绿绿、大大小小不等的杂色纸。这些纸有的是同志们的赠与，有的是从打土豪中得来，有的从敌军中缴获，还有老百姓祭神祭祖的黄表纸，写春联的大红纸。仅这些纸张，若存留至今，对长征也是很好的纪念。
我画画，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达，从来未曾想过缉集出版。在长征艰苦的行程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壮举，我仅仅作了一点勾画，留下一点笔迹墨痕。在漫漫途程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是真实生活的速写。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一家干人(穷人)走进了我的画面，那十五六岁女孩赤身裸体的悲惨景象，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感情，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十三根铁索的险峻和二十二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还有青藏高原上深山老林的夜宿也是很难忘记的。那种砭人肌骨的寒冷，战士们深夜的谈话，古老森林里不可琢磨的声音，都使我要画下这种气氛；还有草地宿营的篝火，行军的行列，都会自动走到我的笔下来。我走一路，画一路，有时画在纸上，有时画在门板上。也有时画在石壁上。
……
细读书中的文字，我们发现，诞生在长征途中的这些画作，最后怎样辗转到了上海，没有记述。采访中，我们向朱霖同志询问。老人的话语带着我们进入了历史的深处。“过草地时，黄镇的脚上已经没有鞋了。他就用拣来的一张破鼓皮，做了一双鞋，用麻绳绑在脚上。破鼓皮很硬，很快就把脚磨破了，草地的毒水一泡，就红肿起来，伤口溃烂。快到岷县哈达铺时，黄镇的脚已经不能走路。后来听他说，当时，就听到打前站的人回来说：‘哎，前边看到有房子了!’黄镇一下子一步也走不了了，是让人抬到了哈达铺。他的画，也就画到这里。此后，这些画如何到了肖华同志那儿，黄镇也记不起来了。”
在《〈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中，黄镇还记叙了再见自己画作时的激动心情：“当我翻开《长征画集》的第一页，画上的形象使我激动不已。记得在长征途中，一位年已五十开外的老同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不管白天或黑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老当益壮地走在红军队伍之中。这就是林伯渠同志。他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同志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半百的年纪，参加了长征的壮举。往往历历在目，一切犹如昨日。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一页页翻下去，好像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这些文字，在黄镇笔下面世至今又是20年。文字所描述的生活，则离开今天更加久远。
黄镇对长征路上同行的革命同志深为怀念，也为画集保存和出版的不易而感慨：“往事苍茫，二十多年来，阿英同志为画集冒风雨，经忧患，现在又在寻找它的作者。这就是画集出版的始末。详细过程，都写在阿英同志作的那篇朴素的《〈长征画集〉纪事》中，读来感人至深。”阿英在《〈长征画集〉纪事》一文中，也对一同商编画集的同志追述缅怀：“二十多年的岁月，真是饱经沧桑。当日患难相共，一同商编这部画册的李一同志和陈宜郁同志，已先后去了世。想起他们，不禁泫然。”
黄镇同志的长征画集自1938年问世起，历时近70年，经过3次大的增补，再版8次。1962年人美版首度署名“黄镇”并配发“作者小传”，书名也由作者本人改定为《长征画集》，画集收入了肖华将军的《序》、阿英同志的说明文章和魏传统同志的配诗。1982年人美版增补黄镇同志为每幅画作撰写的说明文字，外文社推出外文版。2006解放军版对“作者小传”内容进行增补，收入了朱霖同志的《再版说明》和黄镇同志手书毛泽东诗词《长征》，并特别收入黄镇同志的《〈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一文。所有这些工作，进一步完善了《长征画集》内容，为这部惟一的长征速描画集，在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外，增添了更多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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