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张耀杰著，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3月第一版，22.00元 |
该书收入了作者的15篇论文，就主题的侧重来说，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人与事，主要是关于《新青年》及北大讲义风潮与东大学潮的有关问题之发凡；一为人与人，即对历史人物及其交游的考析，包括鲁迅、胡适、范文澜、陈翰笙、田汉、罗隆基、曹禺、吴祖光等等。每篇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然由于所涉及者皆为中国现代史上政学两界里相当重要的人和事，且作者欲图重构这些旧情往事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琐屑末节”以“进入历史玄关”，故实际上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于这种“细节之史”的刻意复原，本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生活史、交往史的构筑来完成的。因而，全书大量涉及各种私人日记、书信、回忆录、旧报刊等一手材料。作者则主要通过对此类文献的相互对照、类比以及对其产生、保存、流传之途径、背景与语境的警觉与考辨，来条分与辨析同一事件、人物在不同私人记录中的存在状态及何种状态为真或近真的情形，从而让读者看到了一些在一般的历史书中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作者根据《周作人日记》、《鲁迅日记》及各卷各期《新青年》的记载等，复原出周氏兄弟“日常生活史”的大致情形，从人物往来的历史细节中考订出1918年《新青年》第4卷和第5卷各期的编辑部同人是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到1919年出版的第6卷才变成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可知，李大钊并非一开始即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事宜，而鲁迅则自始至终都没能成为《新青年》的轮值主编之一。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厘清，修正了胡适、罗家伦历史记录的不确之处，更彻底推翻了学界一段时期之内依据沈尹默的回忆所作的“历史重构”。在这里，胡适、沈尹默、罗家伦作为“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或目击者所提供的“历史记忆”与以往学界的“历史诠释”，和历史实际之间表现了令人惊讶的断裂性，而作者则揭示了哪些历史记忆受到特别的选择与强化，哪些记忆又受到有意的压制与回避的历史语境。可以说，对以往“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的警觉与批评，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很自然的让人联想到柯文（P.A.Cohen）的名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虽然在柯文的眼里作为经历、事件与神话的历史各有其存在的意义，然张耀杰先生在书中则主要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姿态剥离层层历史神话以对事件进行近真的还原。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张耀杰把该书题为“历史背后”，其中的深意很显然是要以一种“不惑之思”来对待已有的“书写之史”，直面“书写之史”背后的“历史”。作者意图向读者展示的所谓“历史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一为还原历史细节而重塑的本来面目之历史，另一则是揭示各种扭曲性认识之根源的历史。所以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实际上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震撼于作者精微的“细节之史”的构筑，另一方面却承受着各种历史记忆或叙述对历史本然的虚构以及对这种虚构的强化所带来的内心紧张。同时，历史人物之人性弱点在作者这种叙述结构中暴露无遗，更让人无形中受到灵魂的冲击。在北京大学征收讲义费的小风潮的处理上，向以兼容并包、教授治校的蔡元培竟不免“小题大做”，把其上升到“纪律”与“人格”的意义上，而鲁迅借讲义风潮中学生代表冯省三被开除一事，以为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无疑地，作者这里向读者展示了蔡元培、鲁迅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些历史面相，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人物的多元视角。
最后，稍微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一文中，提到范文澜1917年北大毕业后与傅斯年、俞平伯等人“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第185页）这种提法似有混淆史实之嫌。因为，虽然1917年底，北大评议会通过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1918年1月各科研究所成立，但研究所国学门却迟至1922年1月才最终成立。此处，范、傅等人进入的应为“国文研究所”。但进入“国文研究所”也并非“当研究生”，彼时之国文研究所主要还是一个供教员、研究员（研究员主要由北大毕业生及高年级学生组成）共同研究、公开讲演、开会讨论的机构，与后来的研究所国学门是有所区别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