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里留在北京的故事

大江健三郎

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森林中的小村庄。1954年（19岁）考入东京大学，学习法国

1958年（23岁）发表《饲育》，获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以职业作家身份登上日本文坛。

1960年（25岁）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接见。1964年（29岁）发表《个人的体验》。1967年（32岁）发表《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79年（44岁）发表《同时代的游戏》。

1994年（59岁）因《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Football》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0年（65岁）第三次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05年（70岁）发表《别了，我的书！》。至此，三部曲全部完成（前两部依次为《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

由米芾书法作品引出的故事

今年7月底，我和外文所所长陈众议博士前往位于东京都成城学园的大江宅邸，与大江本人商量他的第五次访华日程安排时，提议他在高密度的访问期间，不妨抽空去故宫博物院看看。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响应，却由于时间毕竟有限，在后来商量具体参观项目时，大江只选择了观赏书法作品这一项。在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等领导的亲自安排下，9月10日下午，我们陪同大江出现在了字画库里。

故宫为大江精心准备了三幅国宝级作品，前两幅是同为北宋书法家的苏轼和米芾的作品，首先展现在大江眼前的是苏轼的手札《治平帖》，其次是米芾的《笤溪诗帖》，第三幅则是明朝书法家董其昌的《关帝庙碑记》。随着长轴逐渐展开，《治平帖》上随意而自然的文字渐次显现出来。或许因为是手札的缘故，字面少有着意的安排，倒是更见一股雅韵。为了不使呼吸的气体触及作品纸面，大江用手绢掩住口鼻，低身弯腰，非常仔细地观赏着作品，不时从喉咙深处发出声声赞叹，说是恍若身处梦境之中。及至换上米芾的《笤溪诗帖》时，他的身子俯得更低了，较之于米芾那些娟秀的字体，似乎更介意纸面的纹理。

负责接待工作的专家金运昌告诉我们，这幅字轴早年经溥仪由皇宫偷带到天津，再由天津偷运到长春，与其他书画珍品一道藏匿在伪皇宫小白楼内。在伪满洲国覆灭之际，卫兵发现并盗抢了小白楼内的大批文物，后在政府的追查之下，这些文物有的被一卷卷、一轴轴地当作柴薪送进了炉灶，有的被撕成碎片以毁灭罪证，这其中就包括米芾的《笤溪诗帖》。幸运的是，1963年4月，一个外地青年背着一个装满碎纸片的大包袱来到琉璃厂荣宝斋，在柜台上接待这个青年的是营业科田宜生副科长，他看了包袱里的碎纸片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却又难以确定这些纸片的来历。当时，恰逢鉴定大师杨仁恺因故在荣宝斋后院休息，当田宜生将那包碎纸片拿来让他过目时，他一眼就认出了诸代皇帝的红色印鉴，随即从中发现了北宋四家中米芾的《笤溪诗帖》，立即拼对了整整一个上午，使得这件国宝重见天日。此外，还有一批珍贵文物随之一同被修复。

大江在回来的途中告诉我们，数十年来的宿愿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这个宿愿，就是亲眼仔细看看米芾书法所用纸张。

原来，大江家的祖业是制作、批发纸浆和纸张，包括把黄瑞香树皮加工为纸浆，再把这种特殊纸浆提供给政府造币局用以制造纸币。在当时的日本，全国也只有少数几家能够造出这种纸浆。在这个家里，铺面基本由祖母维持，祖父则专心于造纸。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祖父曾得到米芾字幅上一小长条纸片，并为那纸片的质地而感叹不已，便费心尽力地试图造出那种质地的纸来，却始终不得要领，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中国人近千年前就已经造出来的纸的质地。绝望之下，祖父竟然离家出走，直到半年之后才回到家里。祖父的故事让大江从儿时起就对米芾书法所用纸张非常憧憬，数十年来，一直想近距离亲眼看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纸张竟能够让祖父如此绝望。大江在车上告诉我们：“刚到故宫北门时，出来迎接的女士说起要领我去看苏东坡的书法作品，甚至可以近距离观察纸张的纹理。当时我就在想，能亲眼欣赏苏东坡的书法作品当然是梦寐以求之事，但如果能看上米芾作品所用纸张的话，那就更好了。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真让我近距离观赏了米芾的作品，而且还仔细地观看了所用纸张。出来后，一直沉浸在那种难以置信的幸福感之中，当接待方要带我去观看其他文物时，我就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刚刚看过的作品相比，都显得普通了，便谢绝了邀请。”回到饭店后，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大江随即给夫人挂去了电话，告诉夫人近距离地观赏了米芾的书法作品和纸张。由于夫人也知道祖父那段往事，便打趣地问他：你不会也因此而离家出走吧？

其实，对于儿时的大江来说，来自祖母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祖父的影响，而且，那种影响甚至可以用决定性来形容。祖母的个头不高，当儿时的大江询问祖母的名字fude的意思时，大江的这位文学启蒙者便告诉他，在日语中，fude表示“毛笔”的意思，也就是说，她要纪录下森林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面对这个虔诚的小听众，祖母经常以目击者口吻讲述明治维新前两年发生在山谷里的那场农民暴动以及村子的历史。有关当地历史事件的这些叙述，使得年幼的大江感受到一种“与祭祀时的昂扬同质的东西”，并模仿祖母的叙述口吻，向小伙伴们（有时甚至也向一些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大孩子和成年人）讲述自己虚构的暴动故事。在大江的创作生涯中，这恐怕算是最早的“创作活动”了。

森林中的鬼怪精灵，是祖母喜爱讲述的另一类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当地的传说，也有些是祖母的“即兴发挥”。它们的内容引发了大江的浓厚兴趣，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想象力，而故事里每每出现的“大树”和“灵魂”，日后则更成为大江诸多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多年后，大江这样回忆道：“通过祖母，受到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为具体的场所与神话/传说意义联系起来的训练，进而发展到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依附到某一场所或某一株大树上。”而森林中的传统祭祀活动，则让孩童时代的大江感受到一种非日常的欢乐氛围，为他日后理解弗・拉伯雷的广场狂欢化描述和米・巴赫金的大众笑文化系统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儿时在森林里体验到的这种特殊感受，在成年后的大江身上被强调到了近似本能的程度，并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

由《鲁迅墨迹精选》引出的故事

离开故宫两个小时后，受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大江来到中国作协副主席金炳华为他准备的晚宴上。细说起来，大江与中国作协可谓缘分不浅，早在46年前的1960年，就作为日本第三次访华文学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中国作协的一些活动。也是在那次访问中，与中国作协的老前辈巴金等人结下了长年的友谊。

宴会正式开始前，东道主金炳华起身向大江致辞表示欢迎，身边的李锦琦也就逐句逐段地进行翻译。或许是因为不太适应这种官方仪式的缘故吧，大江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热情，只是当致辞接近尾声，东道主取过一个蓝色函匣时，大江的眼睛立即为之一亮。从函匣的颜色、样式和大小尺寸上，他看出这是《鲁迅墨迹精选》，函匣内共装有四册，分别是抄稿、作品、书信和诗词这四个部分，共150件作品，为大16开线装本，直行仿古宣纸印刷。这套书原本是金炳华私人的珍藏，他知道大江对鲁迅的那份真挚感情，为了表示对大江的欢迎，身为鲁迅的同乡，他“忍痛”把这套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同样热爱鲁迅的大江。大江后来告诉我，可能是出于作家的丰富想象力使然，他当时就在想：这位金先生是想让我看看这本书呢？还是打算作为礼品送给我？就在他心神不定的时候，金炳华将这个函匣递到他的面前，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内里那4本书，逐一介绍给他的日本客人。而一向聪敏过人的大江此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苦苦寻觅了三年半而不能得的宝贝此刻就在自己的眼前，而且，这居然真是送给自己的礼品。“这时的金先生已经不是发表冗长致辞的中国作协领导人了，而是一位学者，一位热爱鲁迅的优秀学者，从他抚摸封面时的深情和翻开书页时的轻柔动作上，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大江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这样说道。接着，他向大家说起了他与这套书的渊源。这套书发行于2003年2月初，哈佛大学图书馆就收藏着一套。当时，哈佛大学需要从两个候选人中选聘一位作为名誉博士。大江健三郎即是候选人之一，而另一位候选人则是他的朋友爱德华・萨义德。由于种种原因，在最后一轮评选中大江占有领先的优势。这时，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找到了他，说是自己和萨义德是很好的朋友，而他知道大江和萨义德也是很好的朋友，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大江本人主动表示退出，为萨义德入选创造有利条件。当然，作为补偿，这位馆长愿意送他一套《鲁迅墨迹精选》，他知道大江不可能抵御住这个诱惑。果然不出所料，当大江看了那套标有红色批注的精选本后，立即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退出与萨义德的竞争。让他没想到的是，看到他这种热切的神态后，馆长却立刻改变了主意，说是“这套书太珍贵了，你还是把那个名誉博士拿去吧，我不换了”。从那一天起，大江通过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求购这套书，却始终未能如愿，没想到这个好运气现在突然落在了自己头上。他随即把这套书用右手紧紧抱在怀里，起身对在座的各位说，我现在就想给那位馆长打电话，告诉他，我现在一手拿了你的名誉博士，另一只手正抱着你不舍得送我的《鲁迅墨迹精选》。说完后，他又现出顽童的神色，笑着对金炳华说：“我知道你已经在后悔了，但是你后悔也晚了，我是不会再还给你了。”随后大声地用汉语说道：“感谢中国人民，感谢鲁迅，感谢金炳华！”

在回饭店的车上，大江一直把那套书紧紧抱在怀里，我便和他打趣说：大江先生，这套书的体积比较大，还是交给我放在大行李里办理托运吧。听了这话后，大江马上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不能放在行李箱里，我要把这套书抱回去，如果飞机掉下去的话，我就和这套书一起死，这样死去也是值得的……”。及至回到下榻的房间，大江立即把长沙发和茶几腾空，把函匣里的四本书摊在上面，一会儿翻看着这本，一会儿翻看着那本，同时不断发出由衷的赞叹之声。当时，恰好专程前来北京出席将于翌日召开的“大江文学专题研讨会”的小森阳一教授也被外文所安排在这家饭店，这时便前来看望大江，可大江的注意力全在那套书上，时而向小森炫耀书中工整的手写体文字，时而再度收拾茶几台面，最后竟然从卫生间里取出洁白的浴巾，跪蹲着擦起了大理石地面，说是客人走后想找个合适的地方铺放那四本书以便阅读。

大江对鲁迅文本的最初接触始于12岁，也就是1947年。在那几年之前，当祖母和父亲相继去世后，母亲便替代祖母为大江这个唯一的听众讲述当地的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与此同时，深知书籍神奇力量的母亲在大江10岁时，“千方百计地为我搞到了决定我后来文学生涯的两本书――《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并在12岁时把《鲁迅选集》送到了少年大江手里。据说，这本书是那位可敬的母亲于1935年得到的，而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她在上海得到了由鲁迅、茅盾等人共同编辑的《译文》杂志创刊号，并一直珍藏在自己的家里。母亲对中国文学的挚爱直接影响了大江健三郎，使他在很小时就接受了中国文学的洗礼，在从父亲那里接受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等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同时，还从母亲那里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而后一种影响往往更为直观和亲近，使得少年时代的大江从鲁迅等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中领略了文学的美妙。

由全聚德烤鸭店引出的故事

大江是9月8日晚间抵达北京的。这天傍晚时分，我们终于迎来了大家都很崇敬的同僚大江健三郎。之所以称之为同僚，是因为大江确实是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名誉研究员。细说起来，这还是他于2000年受外文所之邀请，第三次访问（前两次分别是1960年和1984年）中国时欣然接受的。当然，大江先生是一个在学问上很精细且很挑剔的作家，通常并不接受各种名誉称号。他能够接受这个称号，当然可以理解为，这是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这座学术机构研究水准的一种认可。

迎接大江的小小车队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艰苦跋涉，才从塞满车辆的机场高速公路挤到市区，再挤到位于王府井的全聚德烤鸭店。虽说在进城的车上就知道将前往全聚德，可到了目的地后下车一看，大江却全然没有一点儿印象了，辉煌的外表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和记忆中的烤鸭店联系在一起。

大江第一次在这家烤鸭店用餐还是在46年以前，也就是1960年的6月。更准确地说，是6月16日那一天的晚间。

当时，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在日本正如火如荼。就在这个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作为日本第三次访华文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25岁的大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海外之旅，开始对尚未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的中国进行为期月余的访问。

在这一个多月的访问中，大江一行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参观了工厂、机关、人民公社、学校、幼儿园、展览馆等，并多次参加声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集会和游行。在此期间，大江本人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表示日本人民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代表日本人民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此外，他还在一篇题名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信稿中表示，较之于以人民大会堂为首的十大建筑，万里长城建设者的子孙们话语中的幽默和眼睛中的光亮，更让他对人民共和国寄以希望。大江发现，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裸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大江从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这个发现让大江体验到一种全新的震撼和感动，当然，更让大江为之震撼和感动的，是中国人民在真诚和无私地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6月中上旬，东京连日来爆发了数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在北京和上海，大江一行则先后参加了百万人和一百二十万人规模的示威游行，以声援日本国内的抗议活动。当时，刚从东京大学毕业不久的大江是代表团最年轻的成员，按照规矩，遇有礼节性活动时只能位于末尾。6月16日晚间的活动也不例外，年轻的大江照例走在了队列最后方。意外的是，站在门边迎接他们的是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终于轮到大江来到后来被自己称之为“参天大树”（出生于森林之中且酷爱读书的大江一直认为，自己这一生中最为喜爱的东西无非就是书和树了）的总理面前了。此时，更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共和国总理在握住他的手的同时，用法语向他表示“对于你们大学的同学的死亡，我表示哀悼”。大江这才知道，就在此前一天夜晚，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在包围国会大厦以阻止国会审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方案时，被机动警察活活打死，另有千余示威者受伤，182人被逮捕。向大江表示了哀悼之意后，总理嘱咐有关人员取来茅台酒，说是要按中国纪念故去之人的习俗喝下那杯白酒，以表示怀念之意。此前从不曾沾过半滴酒水的大江并不知道高度白酒的厉害，模仿周总理的动作喝下那杯参混着自己悲伤眼泪的茅台酒后，眼泪却被辣得越发汹涌了。

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持，陈毅元帅的接见，周总理的亲切慰问，尤其是其后第五天（也就是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所表示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接受外国人统治的。日本的独立与自由是大有希望的。胜利是一步一步取得的，大众的自觉性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等勉励，给了年轻的大江以极大的震撼和感动，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时，他动情地对我表示，“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信任何宗教。但我心里有一尊神，那就是毛泽东主席，他是我永远的神”。对于毛泽东主席在国内战争时期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等思想，更是有了自己的解读。

回国后，大江在小说创作方面的一个显著变化，可以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个人的体验》中解读出来。在这部小说的绝大部分空间里，是头部畸形的新生儿给主人公鸟带来的失望、恐怖、不知所措，以及鸟试图通过酒精、情妇和远走非洲以逃避面对畸形儿的严峻现实，却在最后关头，也就是计划借助黑市医生之手杀死孩子并与情妇远走非洲之前，毅然选择与孩子共度今后的苦难岁月，抱着孩子去医院安排手术。在解救孩子的同时，主人公的灵魂得到了救赎，作者的创作态度因此而完成了最初的蜕变，如同《自由之路》中在钟楼上一枪一枪地狙击德军的那位自由战士一般，对自己以往的诸多不作为和无选择做了彻底清算。

其实，在《个人的体验》发表之前，大江已经在开始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自己故乡的神话和传说生动地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借助故乡的神话/传说以及被官方抹杀的真实历史，在四国的峡谷里那个文化和地理上的边缘之地，构建文学意义上的根据地/乌托邦。而不久后开始连载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同为诺奖获奖作品），则是这种考虑的第一个实验。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前往北大附中演讲的那天早晨，大江的早餐显然超出了常量，看着我不解的目光，大江告诉我，这是夫人的嘱咐，说是“昨天晚上夫人来了电话，要我今天多吃一些早餐，以增强体力，为了日本，为了孩子们，为了未来，一定要全力做好这场讲演……”在讲这些话语时，他的神态中显然多了一种严肃和认真。其实，早在今年7月底我们在他家商量日程安排时，大江就已经告诉我们，自己的一生做过无数演讲，可他认为将要在北大附中进行的演讲，会是这无数演讲中最为重要的一次。

在前往北大附中的途中，我注意到先生似乎有些不安，两只手或相互搓揉，或下意识地抓住车门扶手。我轻轻地告诉他，这只是面对孩子们的一场演讲，没有必要如此紧张。可他听了后，也只是机械地笑了笑，并不多说些什么。

及至到了北大附中后，在康健校长的陪同下来到礼堂外的回廊时，大江突然停下原本就比较缓慢的脚步，略显局促地询问是否可以先让他到无人的房间去一趟，因为他“想独自再静一静”。我知道先生此刻的心情，在几天前一个夜晚，我翻译了大江将要面对中国的孩子们发表的演讲《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译完最后一段后，眼眶里的泪水终于还是流淌了出来，我为这位老人寻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解的真诚意愿所感动。大江在演讲稿中引用了他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认为“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而大江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的进程，也一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他终于在北大附中的讲台上面对中国的孩子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就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责任所导致的。我在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对于日本和中国这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未来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合作，当然还有因此而构建出的美好前景，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在结束自己的演讲时，大江意味深长地、深情地对台下的孩子们说道：“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71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70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惟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然后，他缓慢却是深沉地引用了鲁迅在《故乡》结尾处说的那句话：“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