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1906-1975）供图：汉娜・阿伦特协会（纽约）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10月14日是已故著名德裔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汉娜・阿伦特协会”（Hannah Arendt Organization）统计，德国、法国、瑞士、瑞典、美国、澳大利亚，乃至秘鲁、韩国和科索沃等地，都将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脱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阿伦特对当下世界的意义。今年12月将在纽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的名称，再恰当不过地说明了这一主题：“汉娜・阿伦特此时此刻”（Hannah Arendt Right Now）。刚刚在耶鲁大学结束的一次学术座谈，也以“我们共和政体的呼号”（Crises of Our Republics）为题。阿伦特生前的女弟子和其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扬-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的新著《为何阿伦特至关重要》（Why Arendt Matters），也于本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阿伦特仍然是解读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
她飘荡在别处
汉娜・阿伦特1905年10月14日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在柯尼斯堡长大，此地乃康德故乡。她后来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1928年获颁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二战期间移民美国，长期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学院。
阿伦特的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人类的状况》（一译《人的条件》）和《论暴力》等。
今年，阿伦特的两本著作――《精神生活》和《黑暗时代的人们》在中国内地出版。此二书虽非她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却有助于我们抛弃过去不见原著，只谈她与海德格尔不伦私情的大量庸俗文章，并有机会深入其思想深处。已经开始的系统译介，也算对她百年诞辰的一份好的纪念。
阿伦特具有一种“让哲学充满生机并使它完成预定目标的能力，”耶鲁大学教授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10月4日对《纽约太阳报》说。她作为召集人，主持了前述“我们共和政体的呼号”研讨会。
不过，即便在西方，对阿伦特的误解也是长期存在的。正如前文所说，阿伦特难以为主流接纳，且多争议。
“你不能用左派或右派来给她归类，”多伦多大学教授贝纳尔（Ronald Beiner）说，阿伦特既非左，亦非右，“她飘荡在别处。”
美国将成为警察国家吗？
《纽约时报》10月9日的报道说，阿伦特生前是非主流的哲学家，如今却更像我们时代的典型哲人。在她死后30余年，人们之所以还在如此谈论其重要性，是因为伊拉克和恐怖主义总是能与她笔下的主题――权力和暴力，以及无国家状态（statelessness）和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
美国会变成极权国家吗？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荒诞的问题，但阿伦特的确有过这种担忧――她一度为麦卡锡会在195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前景而焦虑。现在，左派知识分子旧事重提，以此警告人们当心布什的滥权。
更应警惕的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所提出的“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一个纳粹体制内平平常常的小小官僚，没有理论热情，亦无明显的爱憎，这样的公文机器，却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入死亡的绝地。她的言下之意是，这平庸的大恶可以在任何一地生发。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不断加强警察化进程，削弱公民个人权利的立法冲动，已经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深刻担忧。
“我感到美国的共和政体正处在我所经历的最深重危机之中，”作家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已经到了（极权主义）深渊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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