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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特的《中国故事集》

2006-10-1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文 钱林森 我有话说

 《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一书扉页

在中法文学关系史上,较早对中国进行想象性描写

的是18世纪法国作家托马-西蒙・格莱特(Thomas-Simon Gueulette,1683-1766),其代表作是《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Les Adventures merveilleuses du Mandarin Fum-Hoam,Conteschinois,1723)。得益于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史景迁教授上世纪80年代末来北大讲学的提示和宋征时博士的协助,我前年在巴黎访学时才读到这部1723年问世的原版著作。《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是格莱特所构想的“东方传奇”之一,除这部两卷集的中国故事之外,他还有多卷集的《一千零一刻钟――鞑靼故事》(1712)、《古扎拉克苏丹后妃或苏醒男人的梦――蒙古故事》(1732)和《一千零一小时――秘鲁故事》(1759)问世,号称“四大传奇”,曾一版再版,是当时巴黎畅销的时尚读物。作者格莱特为18世纪巴黎大法官,曾任皇家事务律师,深得宫廷的信任,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一种终生不渝的喜好。他于1683年7月2日出生在巴黎一家富商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喜欢文学。12岁就迷恋意大利戏剧和18世纪一种时兴的滑稽短剧(pa―rade),30岁时套用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自由虚构,放浪想象,首次写就三卷集《一千零一刻钟――鞑靼故事》并刊行,取得成功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四大传奇”,深受贵族和市民读者的青睐,在巴黎名噪一时。他是个多产作家、多面手,不仅写故事、传奇,还创作多种喜剧、滑稽短剧,且自写自演,是意大利戏剧文学热心而勤勉的出色翻译家,发表了不少意大利戏剧译作。同时他又是拉伯雷、蒙田的崇拜者,是《巨人传》、蒙田随笔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为传播这两位人文主义文学大师旷世之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格莱特富有编织故事和想象的天赋,《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便是他提取东方素材,一任想象、巧妙编织的产物。他在这部书里所描写的“中国故事”,只不过是嵌入“中国框架”下的虚构传奇。相传甘南国(Gannan)国王(即书中所称的中国国王)通格卢克(Tongluck),嫔妃成群,却无中意的王后人选,遂遣船出海,从格鲁吉亚相邻的切而克斯国(Cirassie)运载大量美女供其遴选。但国王对西域选来的群芳亦不动心,单单相中航船收容过来的格鲁吉亚国(Georgie)落难公主居尔尚拉兹(Gulchenraz)。公主信奉伊斯兰教,忠于被推翻的父王和王室,她要中国皇帝先要为其惩处叛逆,雪亡国之恨,再要他尊奉伊斯兰教,力除中国偶像崇拜,方肯相许终身,结为良缘。通格卢克国王借助大臣冯皇的奇术,神奇般地飞往格鲁吉亚,铲除了篡位的暴君,恢复老王的王位,并发誓尊崇伊斯兰教风习,极力满足公主的要求。这样,通格卢克与居尔尚拉兹终成眷属,格鲁吉亚公主便成了中国皇后。婚后,中国新皇后邀来能施奇术的冯皇每晚来宫廷夕谈,听冯皇现身说法地讲述生命轮回、灵魂转世的种种奇遇,差不多每晚一个故事,连续46个晚上,组成了上下两卷集“中国故事”。中国皇后居尔尚拉兹听完宠臣冯皇最后一个故事,意外地发现他竟是皇后幼年遭海盗劫持的哥哥、格鲁吉亚王子,全书以大团圆的喜剧收场。

格莱特编撰的中国故事极其富有吸引力,即使当代读者,翻阅一下这部相距两个世纪之久的作品,听一听当年达官冯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神侃,伴随其所讲述的一次又一次奇遇,也会身历其境,仿佛和书中主人公一起神游整个世界: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广大地区,印度、波斯、中国、阿拉伯;从南亚到中亚、波斯湾;从非洲的埃及到欧洲的希腊,甚或远及西半球的加拿大……真是目击五洲风土,眼受四方景观,我们于是居身其间,见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将帅大臣,到郎中优伶;从清真寺长老,到庙堂和尚,所有这一切风情和人物,都在格莱特那支出神入化的笔触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书中所述的“中国故事”也在他那腾飞的想象下,衍变为一部十足的“东方夕谈”,令人不能不惊叹他编写故事的才能。

在这部传奇味十足的“东方夕谈”中,谈到最多的是印度和波斯和中亚的故事,直接涉及到中国的,主要集中在第12至第17这六个晚上讲述的故事,只占全书内容十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而这些“中国故事”又差不多都出自作者的想象,与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事实上,作者对中国并不了解,他所提供的知识背景和描写方法,主要借自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和意大利作家卜迦丘《十日谈》等作品的参照,书中所写到的“中国”――甘南国,只是老挝、越南等印度支那地区,而非中国本土,在具体描写中,不仅内容离奇,还时不时地将中国皇帝和甘南国王与伊斯兰教国家君主通常的称谓“苏丹”混为一谈。可见,借中国以传奇,是作者追求的创作旨意,将“天方夜谭”、“东方传奇”套上“中国服装”,目的在于刺激18世纪西方读者的东方情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从一个侧面表露出中西关系初始阶段西方作家描写中国、想象中国的特征,也真实地反映了18世纪西方读者对中国这遥远、神秘天国的一种新奇和期待的文化心理。格莱特的《中国故事集》符合18世纪法国读者这种普遍的阅读心理,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西方作家在与中国未进行实质性的接触、对中国未获得实际性的了解之前,总是将之视为“天外的版舆”,不惜要设想出种种怪戏,借中国题材,编织新的传奇,这似乎成了他们想象中国、描写中国的套路。而西方作家对中国任何想象所构筑的“他者”形象,总是“自我”的某种投影,是返观他们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格莱特所创造的这部中国传奇也不例外。作者在这部虚构的中国故事里,调动自己所拥有的西方知识和东方奇闻,放任想象,杜撰了中国皇帝和异国公主“跨国之恋”的趣闻,通过这个超越宗教、超越民族的“奇缘佳遇”的想象性描写,辅之以达官冯皇种种奇遇的大肆渲染,极力颂扬中国皇帝的仁政、美德,书中写这位尊奉佛教教义的中国君主对政敌和异教徒的宽容、仁慈,写他对情感和美德的崇尚,写中国新皇后知恩相报、对人性尊严的追求,以及她对爱、责任与信义的尊奉,无一不是法兰西文学人文主义理想的一种体现,折射着法国文化传统精神和作者自我的欲望与风格: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快乐无忧的调子,曲折离奇的情节,讲述一个又一个为世人鲜知的东方和中国奇闻,不求传世,只图自乐、娱人。据此,作者在其中竭尽可能地保留他所描写、所想象国度的习俗,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缺点总是受到惩罚,美德总是得到回报,最严肃的人有时也会参与粗俗之士的娱乐,完美的睿智也能与正当、愉快的乐趣结合在一起”。这便是格莱特“中国故事”的寓意和追求。它是18世纪法国作家采撷东方题材、编写“中国故事”的先驱之作,是18世纪中叶法国和欧洲“东方热”、“中国热”历史大潮涌流之前的一朵浪花,典型地表现了西方作家走进中国前,描写中国、想象中国的幻化特质。

在东西交流和认知日趋真实、亲密的新世纪,18世纪法国“中国热”潮涌中的这朵浪花,已成历史的陈迹,名重一时的《达官冯皇的奇遇――中国故事》,也为世人所遗忘。然而,它毕竟是东西两大文明主潮交融、碰撞激起的一星浪花,承载着中西相交之初西人想象中国的一种历史记忆,因而也为20世纪学界所研读,成为今人认识昨天的一种历史文本,这便是我们乐意向中国读者介绍此书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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