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诗人弗里德利希・荷尔德林（1770-1843）在今日中国的文坛已是广大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人物。一般读者可能以为中国的“荷尔德林热”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的事情。实际上，早在20世纪上半叶荷尔德林就已经在中国找到了他的知
翻译、研究荷尔德林诗歌的中国学者顾正祥在1994年出版的《荷尔德林诗选》的译序中对荷尔德林在中国早期的流传作过一番考索。他说：“根据译者现有的手头资料，在中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名字最早见诸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第八期‘德国文学研究’专栏（1921年8月10日出版），被译成‘黑利德尔林’。稍晚，另有1922年出版的《东方杂志》十九卷第六期化鲁（即胡愈之）的文章《新德意志及其文艺》一文也有提及，被译成‘傅尔德林’，并附德文原文。以后即逐渐见于各种外国文学史。我国的第一首荷氏译诗，则要算冯至翻译的诗人小说Hyperien中的《命运之歌》，载1925年12月的一期《沉钟》周刊上，可惜原诗已散佚。后来又有李长之译的《大橡颂歌》，收在1943年9月成都东方书社出版的《德国的古典精神》一书中。但该书也已绝迹，仅少量孤本，被封闭在档案馆的象牙塔里，非请莫入，要凭单位介绍信才能查看。”
顾正祥梳理了荷尔德林在中国民国时期翻译介绍的大致线索，同时他也表达了在中国特定环境下考索文献的不易。这些早期的荷尔德林中文文献，顾正祥之所以称之为“散佚”、“绝迹”，可能是因为当时他本人远在德国，加之大陆图书馆界对利用民国文献的种种限制，故而使他有这样的感慨。在《荷尔德林诗选》问世不久，译者顾正祥以研究荷尔德林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流传及其与中国诗歌比较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据笔者所知，中文文献里提到荷尔德林的名字要早得多。如王国维在他发表于1907年关于德国著名戏剧家赫贝尔的重要论文《戏曲大家海别尔》（在上海《教育世界》总第一百四十五号、一百四十七号和一百四十八号连载，发表时未署名）中就已提及。
1925年9月，在北京大学德文系学习的冯至听他从德国回家省亲的堂叔冯文潜讲解了荷尔德林的诗歌《许佩里翁的命运之歌》，他感到十分兴奋。这年12月5日，他翻译了这首诗。也就是顾正祥所说的“已散佚”的那首。实际上，这首荷尔德林《命运之歌》的翻译，除了见于顾正祥文中提及的《沉钟》周刊外，还见于《大公报》（1936年5月29日第三张第十二版）。这时冯至已经自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归来。冯至的荷尔德林译诗，今天我们可以在新近出版的《冯至全集》中读到。
继冯至之后，在中国注意到荷尔德林的是3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的杨业治、季羡林。杨业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德文系、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精通希腊语、拉丁文。他自称在那时就对荷尔德林发生浓厚兴趣。他在当时虽没有关于荷尔德林的著述问世，但他对荷尔德林的关注则是中国早期的几个荷尔德林知音里最为持久的一个。在80年代，我们可以读到他的德语论文《荷尔德林与陶渊明》等。早就听出版社的朋友说，杨业治教授在翻译荷尔德林的书信体小说《徐佩里翁》，但迟迟未见问世。
在清华四年期间，季羡林以德语为主科，是德语专业的学生。当时在清华大学教授德文的有杨丙辰、艾克（GustavvonEcke）和石坦安（VondenSteinen）等人。季羡林本人对四年的专业学习评价不高。他说，杨丙辰用中文上课，而德国外教说的是英语。四年德语，只能看书，而不能听和说。最后写毕业论文系里要求的不是用德文写，而是用英文写。但季羡林写的学士毕业论文却是关于诗人荷尔德林的。论文题目是“TheEarlyPoamsofH?lderlin”（《论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指导教师即为德国教师艾克。想必季羡林的这篇英文论文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找到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季羡林将他的学士论文改写为中文，发表在1933年4月19日的《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第五、六期合刊上，题为《现代才被发见了的天才――德意志诗人薛德林》。此外，季羡林还写作了《近代德国大诗人薛德林早期诗的研究》，第二年发表在北平创刊的由李长之、杨丙辰主编的刊物《文学评论》（一卷二期）。这两篇比较难以考索的论文今天都已收入了《季羡林文集》第十三卷。在晚年，季羡林回忆这篇论文时，对自己的少作评价不高，他说“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据说，季羡林早年还作过翻译荷尔德林诗歌的尝试，其中正式发表的有《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但发表的出处待考，尚有一些没有发表。
此外，在抗战期间，专攻法国文学的陈占元先生还从法文翻译过奥地利著名作家斯特芬・茨威格的《赫尔德林的诗》一文。译文发表在1942年2月20日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第八期春季特大号。这是根据茨威格的名著《与魔鬼搏斗》中的《荷尔德林传》部分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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