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给法国人的开场白

法国人鼓掌原本不是很慷慨，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对我确实是比较尊重。我当时就想，这个讲话，如果我给他们念一篇稿子，当然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如果我直接用法文讲，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开头一定要精彩。本文摘自《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吴建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我1998年11月到法国任职，法国是我过去从来没工作过的地方，一去之后感觉压力非常大，因为我的前任大使在法国干了23年，从当翻译做起，整整做了八年大使，对法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而我从来没做过。我去了之后，跟全使馆的同志讲，我在法国待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不到23天，我不懂法国的情况。我对使馆的同志这样讲，对法国人也这样讲，意思是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法国人知道我会讲法文，所以请我去讲话的人比较多。有一次巴黎大学请我去讲话，很客气。当主持人宣布中国大使吴建民到时，法国人马上起立鼓掌。中国人鼓掌是很慷慨的，而法国人鼓掌原本不是很慷慨，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对我确实是比较尊重。我当时就想，这个讲话，如果我给他们念一篇稿子，当然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如果我直接用法文讲，不念稿，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当然这个也需要很好的准备。同时一篇讲话的开头很重要，如果开始就不吸引人，讲话要达到预想的目的可能就稍稍困难一点。

这次讲话我是怎么开头的呢？我是这么开头的：本人从1989年以来，除了在国内干了不到四年的时间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欧洲度过的。我在欧洲观察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如果今天有人来跟大家说，女士们先生们，巴黎大学这个非常漂亮的大厅明天要塌，你们大家一定会说，这家伙疯了。但是如果有人对你们讲有关中国同样荒唐的话，他不仅不会被当成疯子，而且会被当成中国问题专家。疯子和专家之间的反差太大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中国大使今天跑到你们这儿来发牢骚，信口雌黄？其实不是这样的，1989年和1990年我就在你们这儿，天天看你们的报纸，天天看你们的电视，天天听你们的广播。当时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怎么说中国的呢？当年曾经预言中国发生灾难性变化的一些专家们到哪儿去了，有一个出来做过自我批评的吗？这个话问得很尖锐。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们当时讲话讲得太过头了，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觉得有些话可以说了。法国人是很有自尊心的，他们很喜欢辩论，也不管你身份如何，是大使还是什么其他人，该问什么问题就问什么问题。他觉得如果在自由辩论时，你答不出来，难堪，就是活该，自己没有本事。虽然这次讲话开头讲得这么尖锐，但最后当我这个讲话结束的时候，他们仍然报以相当热烈的掌声，讲话很成功。后来法国人过来和我说，吴大使你讲得对，当时我们是看错了。

我讲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欧洲正在重新认识中国，这是大气候变化的结果。1989年、1990年和90年代初的主导舆论是说中国要垮，这个我有亲身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人慢慢看到中国好像没垮，所以在1994年1月12日，中法之间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为什么要签这个联合公报呢？因为1992年中法关系跌到了低谷，法国是第一个跟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当时却卖飞机、护卫舰给台湾，两国关系那时降到了低谷。法国当时做这个交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估计当时他们对中国走向的错误判断是一个原因。反正中国要垮了，乘机捞一把，62亿美元的军售呀!不是个小数字。但是后来看到中国没有垮，所以到1994年的时候，两国签署了这个联合公报，法国承诺“不武装台湾”，即不向台湾出售武器，至此中法关系逐渐走向正常，随后慢慢往上走。

法国人的个人主义很普遍，大企业家平时很难聚在一起。但2001年11月份，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去的时候，大企业家都很重视，都想来见见他，平时坐不到一起的法国大企业家们都要求来和胡锦涛主席一起吃顿饭。但是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每个人要单独见胡锦涛主席两三分钟，单独谈一谈，胡锦涛主席同意了。胡锦涛同志就一个一个见这些大企业家，他们排着队，一见面就通报姓名，第一个报名的是阿尔卡特的总裁，胡主席马上说，上海贝尔你们搞得很好，并股是成功的，作这个决定也不容易，中国方面也是作了深思熟虑的。再报一个，是米其林的总裁，也是跟中国搞合资，胡主席清清楚楚。这样谈完了之后，大企业家就说，你们中国这位领导人不简单呀!中国的开放面向的是全世界，而不仅仅是法国，可是一个中国领导人却对法国一些公司跟中国合作的情况都那么清楚，你们的领导人非常好。

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跟法国一些有身份的人接触，他们会讲一些不外传的内容，而且是能够比较公开谈的，就是在一对一吃午饭的时候，这时候没有其他的人。当时有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私下对我说，他觉得中国的体制还不错。我一听就觉得奇怪了，中国的体制不错？以前不是一直骂我们专制、独裁吗？我问体制怎么不错，他说中国的体制出成果。法国的体制，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法国要修一条高速公路，要左论证、右论证，论证到最后了，环保主义者还提出来，修这条高速公路，蛤蟆过不去了，还要修一条蛤蟆道，法国高速公路真有蛤蟆道。而中国一做决定就干起来，这二十几年间发展得多快啊!后来法国报刊上出现了“中国模式”这个词，我是不大出去讲中国模式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多事情还是处于摸索的过程，而模式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