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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盛年

2006-10-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安忆 我有话说

《茹志鹃日记》总共收入我母亲茹志鹃的日记十段,从1947年到1965年,纵贯我母亲22岁至40岁,18年的青年时代。是从我母亲留下的大量日记和笔记中抄录整理。所以是这一些而不是其他,理由很单纯,就是从那些字迹清楚、记叙流畅的着手。最先整理的是1960年和1963年,在上海郊区蹲点的日记,其间遇上海解放50周年纪念,

于是将1949年进上海的日记赶先整理出来,发于《解放日报》1999年5月28日,“1960与1963”倒滞后发表于1999年第10期《上海文学》;然后是1952年马鞍山日记,发表于《阳光》1999年第6期;此后又有1947年的土改日记,发表于《十月》2000年第4期;1965年访日日记,发表于《万象》2003年第5期;1964年四清日记,发《主人》2003年第8期;再是1958年大跃进采访,发《江南》2006年第3期。1951年和1954年未曾发表,前者是因为短小简单,似乎难以独立成篇,但放入这一系列中,却可起连接作用;关于后者,我将在下面谈到。

整理中,1952年、1954年、1958年、1964年的日记有一些删节,因这几段日记以采访为主,所删部分多是访谈对象的述说。有一些是重复,有一些语焉不详,还有,就是1958年,许多是数字、报表,就需要将数字的中国字写法与阿拉伯数字写法统一。再说要有什么改动,就是错别字和笔误。

这里的十段记载,大约占母亲日记的三分之一,要待全部整理成章,不知要到何时。我有自己的文字工作要做,因是母亲的遗作,我又不愿请外人帮助,所以,进度很慢。此时,翻检一遍,发现已够一本书的字数;再则,时间与内容,也相对完整,于是决心成书。我母亲写日记是断续的,时写时停。像1951年,是新年伊始,决心写下去,可不几日便作了罢。但大体上,每一段日记的起始都是进入了一个新情景,比如1952年,去马鞍山铁矿深入生活;1958年赴安徽参观;1960年和1963年上海郊区采访;1964年,精业机械厂四清工作;1965年出访日本。但也有例外,那就是1954年,母亲是在心情郁闷的情形下开始的日记。

我很惋惜的是1947年的日记,那是一些残页,显然之前和之后还有记录,可经过动荡不安的年月,只留下这么几页。其中所记的土改运动,无论与主流性的革命文学,还是边缘如张爱玲的《秧歌》,或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反省性写作,都有所不同。1949年的日记只有几日,甚至称不上是日记,只是一些即时即景写下的文字,但因是转折的关头,我还是保留了。而且我很喜欢那景象,我母亲一定身处挺进上海的卡车里,特别兴奋。

日记中大部分是采访工作的记录,其间只隐约透露出一些个人生活的轨迹,只有1954年,母亲记叙了比较多的心绪。很明显,母亲和父亲之间出现感情的低潮,这也是我最后才决定收入本书的一段日记。身为儿女,难免会将父母间的龃龉看得过分严重,倘若持客观态度,也许就觉得很自然。其时,父亲35岁,母亲29岁,婚龄则为四年,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方从传奇式的战争生活中走出,进入平常日子,养儿育女,所有安居的琐细全都扑面而来。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母亲在南京郊区深入生活,与一名女劳模结成朋友,这名村姑正谈婚论嫁,我母亲则为她出谋划策。日记最终结束在新人成婚之际,而我母亲停止日记,大约也因为夫妇感情走出困境,阴云驱散,是令人欣慰的。

日记中可以见得,母亲将写作视为事业,一直苦恼着如何在写作上有所成就。她贪婪地收检材料,认识时代。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心情越来越从容,渐有了自信,但却并不松懈努力。至1965年,与前辈作家老舍、杜宣、刘白羽、张光年同团出访日本,这从某方面表明她已获得承认。回眸18年前,1947年的土改日记,可谓进步甚大。这18年,我母亲从一个战士成长为小说家,历经反右、“大跃进”、四清等屡次政治运动,也从一个少女变成母亲。日记里她记录了我们三个孩子的出生,终到了年富力强的40岁。之后,就是风云突起的1966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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