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1号卫星
长征4号乙运载火
箭发射资源1号卫星
神舟六号飞船在做整船振动试验
新一代运载火箭
10月20日，梁思礼先生在家接受了《中华读书报》的采访。梁老鹤发童颜，谈笑风生中尽显其大智大勇。采访的尾声，我请求他在赠书上签名赐字，梁老却把落款时间写成2006年10月8日。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永远记住这个美好的日子。”
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为了接受我们的采访，梁老已经把《飞越苍穹――中国航天50年》一书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还没等我们坐稳，他便拿起这本书，喜不自禁地说：“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是对50年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客观总结。”《飞越苍穹》以我国在各个历史时期航天发展的不同任务为主线，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读过这本书就可以对中国航天有一个系统清晰的了解。它不仅是一本科普读物，还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宝贵资料。”据了解，在本书出版之前，作为该书顾问、编审之一的梁思礼，不仅审读了书稿，还亲自进行了修改。
《飞越苍穹》的组织编写者和主审之一陈庄说：“我们邀请了8位院士为本书担当顾问，梁老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老院士中间年长者九十有余，即便是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了。让我们感动的是，他们审读得很细致，小到一个标点符号，大到一章一节，都作了细致的修改。”
梁思礼说：“中国航天史是令人骄傲的，转眼50年过去了，我们第一代航天人，肩负人民的嘱托，一步一个脚印在前进。我们的航天路愈走愈宽，愈走愈明亮。回顾这50年走过的航天路，既有斐然的成绩，也有深刻的教训，而我认为从失败中获得的经验其实比成功更有启发。《飞越苍穹》这本书很客观。它不仅记录了一次次成功，而且还记载了一次次失败。”
说起成功，梁思礼记忆犹新的仍是发射第一枚导弹“东风1号”的情景；说到失败，他念念不忘的是“东风2号”。
独立自主：打出中国旗号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规划以后，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名专家和143位大学生，白手起家。“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而且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这样说。
1957年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1958年五院开始仿制近程地地导弹，即“1059”。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在“1059”仿制上处处设卡。“比如，当我国想发射苏制‘1059’考核试验靶场时，他们却说我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一定要用西伯利亚生产的液氧。可是液氧在零下183摄氏度就会变成气态，而如果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来，运输过程中液氧就会蒸发得所剩无几，明显是在有意制造障碍。”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他们走得突然，一些关键设备只供应到一半就停止了，有些未到的图纸资料也不给了，这对我国的航天事业简直是釜底抽薪。”但是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要继续干下去!”仿制工作是极其艰苦的，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不继续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1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我们的航天事业就是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艰苦奋斗、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的事业也不会走得这么坚实。”
失败：有痛苦 更有启发
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约是‘1059’的一倍。”因为最初的设计基本上没有脱离苏式框架，所以研究进展很快，1962年初，东风2号导弹就已经完成。”
“1962年3月21日，这天风特别大。导弹出现了抖动。尤其是燃起舵在下面不断抖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于是，我们一边在现场测试，一边让北京12所也做实验。我在基地不断地和在京的黄纬禄所长通电话，他们在做模拟仿真试验。电话连续不断地打了几个小时，我那时还抽烟，一边抽一边打。事后，同事们从电话话筒里磕出一大堆烟灰。可见那时工作的紧张程度和我的烟瘾之大。”
21日9时5分，东风2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当时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它们至今依旧发挥作用。”
不败的“长2丙”
《飞越苍穹》中有这样一段记录：“2006年9月9日，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第16次发射成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
梁思礼与长征2号系列火箭有极深的渊源，他自始至终参与研制长征2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也正是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梁思礼有句名言：导弹的质量和可靠性首先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统计计算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不是检验出来的；是管理出来的，不是试验出来的。
“过去，人们往往把可靠性工作只和概率统计、可靠性预测及可靠性评估、抽检等可靠性数学联系起来。我认为，航天产品的可靠性工作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工程实践问题，由此我提出了‘可靠性工程学’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梁思礼还注意把国外可靠性理论与航天产品小批量生产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管理十条原则”。其中还包括很多具体措施，比如“水桶理论”、“可靠性增长”等等。
“这其中的过程很多，简单地讲，比如我们在筛选元器件的时候，就要反复‘折腾’它们。看它们能否经得住正负四五十摄氏度的高低温度，从几赫兹到上千赫兹的频率等等，只有那些经得住考验的元器件才能被采纳。我们的元器件虽然不如外国，但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也做出了可靠性很高的产品。采用了这一系列措施后，长征2号连续成功地把17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天。”
尤其是神舟6号载人飞船，可靠性为97％，安全性达到99.7％，这是我们50年来研制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航天精神50年
说到航天事业，自然就会想到航天精神。梁思礼认为《飞越苍穹》一书不仅是对航天50年的献礼，也是中国航天精神的集中的反映。
他说，我们都是在艰危困苦中，历经多次惊涛骇浪碰撞而成长的。从几代航天人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中国航天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
我们选择走自行研制的道路，虽然很艰苦，但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广。而航天事业绝不是一个部门的事，没有全国大力协同就没有航天事业的今天。中国在航天上的投资只有美苏的十几分之一，可是出的成果并不少，能做到这点，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是主要原因。
“几代航天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个人的事业和发展同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融为一体，要使贫穷落后的祖国强大起来，以平等的地位居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百余年来多少中国仁人志士，其中包括我父亲梁启超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愿望。半个世纪来，几代航天战士正是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一步一步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梁思礼小传：
生于1924年，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41年赴美留学，1949年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他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火箭控制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航天CAD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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