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画随笔》、《收藏记忆》，侯军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
假如读过一本书能够记住某些片断，让人在新奇的称许中久久玩味，并由此而记住了作者，认识了作者，那么，这本书肯定是有价值的。我的这个感觉，在读了侯军新近出版的艺术评论集《读画随笔》和散文集《收藏记忆》两本书之后，似乎又有了新的认知和佐证。早在20年前，孙犁读了尚不知名的侯军的一封信和一篇评论提纲，就不惜笔墨，复信予以肯定，称许他“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的精神。那是夕阳对朝阳的召唤，比我们普通人的感觉深了一个层次，具有指导和激励的意义。从那时起，侯军遵循大师的指点，一步步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于浮躁的世风中抱定操守，奋力笔耕。这两本书，应视为寂寞的精神之树上结出的最新果实。
《读画随笔》和《收藏记忆》两本书，实际上是一本书，是艺术的青鸟展开的双翼。翻开书页，你会不由自主地走进瑰丽无比的艺术的殿堂。这里画廊曲回，幽深古远，两侧东西方绘画琳琅满目，相映生辉。作者仿佛一个资深的导游，为你讲述东西方绘画史上的星座对应、作品比较、艺术渊源、理念异同。他“既无条条框框，又无门派壁垒，全凭着对绘画的知觉和对艺术的喜爱，发表对美术的看法”（作者语）。这种讲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率性而为，随感而发”的，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对史的纵深洞察和研究，没有对现实的美术情状的关照和思索，《读画随笔》开篇的几篇大文如《打开画卷看千年》、《从摈弃传统到古典复归》、《中国绘画传统的现代诠释》、《日本浮世绘与中国木版年画》等，是不会写得如此文采斐然如此具有学术意蕴的。侯军说画，决非就画论画，他是从社会的、历史的、文学与哲学的角度，把对象置于大背景下，进行人文的透视，比较的研究，于是才有了达芬奇与唐伯虎遥相感应，勃郎宁与八大山人的心志趋同，东西方绘画的对立统一，古典派与现代派的殊途同归。从艺术的创作方法上看，这种揭示等于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包括它的各种派别）不过是人类生活的沃野上，一棵大树的几条枝桠，它们共同支撑着艺术的蓊郁与繁荣。
我的这种解读不知是否游离了作者的本意，但它至少说明，侯军的艺术探索，早已跳出了绘画、书法、雕塑的领域，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品格。20世纪末叶，中国的大门刚刚开放，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风涌而至，冲开了封闭了几十年的门扉，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掀起了追新求异的波澜。文学、艺术进入了新时期。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股民族虚无主义的罡风也搅起浊尘黄沙，令人莫衷一是。在绘画界，则有否定传统、否定国画的波流涌动。侯军对此持清醒的反对态度。但他不愿以简单的指斥为武器，而是用学术的辨析的方法，给予中国传统绘画、书法以现代诠释，找到东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交汇点，使那些对老祖宗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的人们，感到自己的偏狭和无知了，使那些迷茫的人们大吃一惊：呦，我们的国画并不落后，它的传统精神正迸发着现代意识的光芒。扩而言之，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门类，情况不也是这样吗？遗憾的是，在文学方面，我还没见到哪一位学者作侯军式的比较研究，这是不应该的。
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它。或许正是由于对东西方绘画的深刻认识，侯军才对中国画有所偏爱。这种偏爱，驱动着他的脚步，去探求国画的真谛，去结交画苑的先贤，去晤识当代的名流，去采撷缤纷的花瓣，品画记人，钩沉翻新，显示出学者型记者的游刃有余和作家型报人的文字功力。在他的笔下，范曾的飘逸超群，王学仲的满纸云烟，钱绍武的谦和内敛，华非的深谙禅机，无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根植于心灵深处，难以忘怀。他品画兼及品人，滋滋有味；写人诗画并举，底蕴丰厚。他尤其擅长撷取人物的情景妙语，常常只几个字，便如闪烁的星星照亮了人们的眼睛。请看《笔烛》的最后一段：
一日，宁公（书法家宁书伦―――笔者注）于作书之后，取过一支毛笔，笔尖向上，举到跟前，问我：“你说，这像什么？”我说：“像个锥子。”宁公摇头。我又答：“像个塔尖。”宁公依然摇头。我反问：“你说像什么？”
“像支蜡烛。”宁公答道，“书家的笔，就像一支笔烛，那笔中的墨，就像是烛泪，――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这一幕，不但是作者，任谁也会怦然心动的。“笔烛”之妙，不仅在于它比喻的精确，还在于它诗意的表达。人们据此可以联想，书家的笔，流淌的不是墨，而是生命的追求，感情的泉涌，而那落在宣纸上的字，就不单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书家意趣心志的挥洒了。笔烛，笔烛！燃烧的是自己的躯体，升腾的是太阳的光焰。宁书伦的一生岁月，就在这两个字里了。这是何等的简洁，又是何等的丰腴。侯军的笔也是一支烛。
他用这支笔烛写下大量的艺术随笔，同样，他也用这支笔烛写下大量的诗意的散文。《草龟祭》写一只善解人意的草龟，受了意外的损伤，上小学的女儿为此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作文。念给它听的时候，它竟“一动不动，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一旦念完，它立即挪动地方，像是听到了下课的铃声一样”。可是换个人念，它便充耳不闻了。女儿于是就更加喜欢它。也许是那次损伤太重了，它的体质每况愈下，当听说要把它放生时，竟在送它走的前一天晚上死了。大家都很伤心，女儿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她为小乌龟选好墓地，还写了祭文。故事至此，已经很感人了，但作者笔锋一转，将我们引进人际关系的境地：“一个寻常生命，能够在其生时为别人带来快乐，死后还能为人们所怀念，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即使是人，也很难说都能做到这一点。”这种以“不类为类”，是深得诗人心手之妙的。古人写诗，讲究“诗眼”，于山重水复之中，达到柳暗花明之境。好的散文，也应以诗为骨，于平淡中现出奇崛，于叙事中升华感悟。《草龟祭》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具有直抵人的心灵深处的力量。他的直接写人的散文，则偏重揭示其内在气质和性格特征，常常选取一件小事，或者截取一个生活细节，便画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来。怀念孙犁先生的文字，有这么一段：孙犁病重之际，我和滕云去看他。老人话不多，但看上去心情很好，只是滕云说到天津日报五十周年庆典，本想请先生写几个字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孙犁先生像听见了刺耳的防空警报似的，立即大声说道：“写不了，写不了啦！”后来，我说一些在南方怀念老人的话，老人平静而友善地听着，可当我一说起大家都希望看到您写出好作品时，“老人就不再应声，慢慢地把眼睛闭上了。”孙犁先生一生以“写”为业，却在弥留之际，闻“写”而惧，这是怎样一种心境啊！其实，这正是先生真率心性的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在他笔健时，谁不言写他会不开心；在他不能写时，谁再言写他会视为一种虚礼。侯军的其他写人物的篇什，也大都从大处落墨，小处精雕，人物便跃然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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