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俄苏文学情结

编后

今年8月份，我们开展了以“我的俄苏文学情结”为题的征文，读者反应非常热烈，在不长的时间内，编辑部即收

收藏陀思妥耶夫斯基薛原

天气炎热，闭门翻书，目光落到了书橱中那几部已有些褪色的绿皮书，这就是我喜欢的上海译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接连翻了几本陀氏作品的扉页（因为我有在上面记录买书情景的习惯），我突然发现，1986年简直是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一册上海译文版的《罪与罚》（1979年初版，1985年8月第8次印刷），紧贴着书脊顶端的透明胶纸已泛着深黄。在扉页上，留着当初买书的记录：“1986年12月3日购于沪”。那是我在从厦门返青岛的途中在上海转车，在书店里偶然见到了这本《罪与罚》。柜台后的女店员递给我这本书，不凑巧的是，书架上只有这一本了，书脊顶端破裂了，一位老店员从姑娘手中接过去说，补一下就没事了。

那时，我正疯狂迷恋陀氏的作品，这套上海译文浅墨绿的陀氏作品集，我几乎见一本买一本。在《少年》（1985年9月初版）的扉页上，我的记录是：“1986年夏购于四方。”再如《死屋手记》、《被侮辱与损害的》、《白痴》也是在1986年买到的。其中，1986年8月初版的《白痴》我是“1986年11月27日购于厦门鼓浪屿”。看着这些买书的记录，恍如隔世。1986年秋天我第二次去厦门，从上海转车简直就是灾难，上海火车站售票窗口的拥挤不堪至今仍历历在目。从上海到厦门，在火车上我几乎站了一路，当时的总行程大约29多个小时，我站了16个小时，真是刻骨铭心。

这套陀氏作品集我最先买的是两册本的《中短篇小说》（1983年6月初版），1984年夏天在青岛中山路的新华书店里意外买到的。最初知道陀氏是读初中时从报亭里买到的一本杂志里，杂志名已记忆模糊，仿佛是《俄苏文学》之类，封底是一幅陀氏在书房里的木刻版画，杂志里有陀氏的纪念专辑，其中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小英雄》，正是这篇并非陀氏优秀之作的短篇小说，让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病态”的作家。当我在书店里见到他的《中短篇小说》时，没有丝毫犹豫便买了下来。读这两册书的时候，我被《穷人》打动了，并由此迷恋上了陀氏的作品。1986年在青岛的暑期图书博览会（也就是后来的特价书市）上，我意外淘到一本小册子：《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初版），定价九角三分，又打了半价，简直是白拣。这本小册子是陀氏夫人的回忆录，读了这本书，陀氏的形象牢牢刻在了我的脑子中。后来我在北大校园里北大出版社门市部里虽然买到了新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1988年3月5日于北大。”），但读起来没有那本小册子那样亲切。1986年，我买了第一本外国作家评论集，这就是封面上标明（苏）叶尔米洛夫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月新一版），满涛译，定价一元二角五分。正是这本书，让我对陀氏的作品有了大概的了解，也有了要买齐他的作品集的念头。买此书是和一本陀氏的小册子一起，即收入人民文学版“文学小丛书”中的《白夜・舅舅的梦》（1985年3月初版）。

一部厚厚的格罗斯曼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初版）的扉页上则写着：“1988年9月20日购于温州”。这勾起我的记忆中，夹杂着桂花的浓香。温州郊外一个叫白象的小镇，一座不高的山岭和一座废弃的庙宇，温州地震台所在的庭院里，在那里我呆了三个多月。中秋节时，院中的桂花香已浓得醉人。那天，我一大早赶到白象镇，乘车去了温州，在温州新华书店遇到了这部传记。转过年来，我就买到了《赌徒》，“1989年3月5日购于青岛古籍书店”。

在人民文学版的《罪与罚》（1982年10月初版，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的扉页上，记录着“1989年9月3日午于青岛台东书店”。此书插在那些上海译文版绿色的陀氏作品集中显得突兀扎眼，封面是典型的张守义的风格：老灯盏，没脸的人。至此，买陀氏的书告一段落，接下来书店里像是失踪了他的身影，《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群魔》成了我的心病。十年后，我惊喜地买到了新版的《群魔》，在扉页上，我写道：“2002年6月19日午逛书城，该书久觅未得，今意外相遇，携之尽兴而归。”《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我有了不同的版本，先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精装的一厚本，接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的两卷本，后者是我1996年春在北京人文社门市部买的。去年在书店里见到了上海译文社新版的六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封面已换成了冰冷的深蓝色，没有了旧版的暖调。看着那些熟悉的书名，起了莫名的感动。只有一本的书名陌生，这就是《鬼》。先是迟疑，接着释然，恐怕是《群魔》的新名吧。果然。我还是挑选了两本，一本是《白夜》，一本是改头换面的《鬼》。在扉页上我都写道：“2005年8月31日于青岛小书店。”

从俄罗斯文学中看到自己唐亮

中学毕业时，正值国家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喜爱文学的我，对“革命文学”早已开始不满足了，因此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投向了外国文学名著，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的空气、狂暴的劲风、大海的波涛，让我的心灵为之震撼。而在这些外国文学作品中，俄罗斯的文学最能触动我的心弦。

我已经记不清最先读到的是哪位作家的作品了，或许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或许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不管是谁，反正是他们引我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圣地。《复活》我曾经看过两遍，读第一遍时还不太理解主人公的忏悔心态，读第二遍，方才有所感悟。托翁作品中的宗教思考给予我深深的感动与启发。

相比之下，屠格涅夫就像是我身边的师长一样平易。他的《父与子》、《罗亭》为俄罗斯“多余的人”的画廊增添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而这些人物恰恰正是我心态的写照。因为，高中毕业后，我没能考上大学，被分配到一家小厂当工人，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多余的人”（其实，直至今天，我也仍然属于社会上“多余的人”，原单位改制后消失，我被买断工龄自谋出路）。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从涅克拉索夫到契诃夫，都能令我产生心灵的共鸣。当我读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禁不住会流下眼泪。这部冗长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枯燥的小说，却深得我心，因为我从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自我的影子。

俄罗斯文学是心灵的折射，更是灵魂的解剖刀、社会的解剖刀。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让我感到难言的压抑，因为他解剖到了人的心理的阴暗面；而他的《白夜》则深刻地剖析了人的情感的许多侧面，让人难忘。当我把自己的灵魂也放在“解剖台”上时，似乎同样看到了真、善、美、丑、恶等细胞的相融、相斥、相合。而果戈理则是解剖社会的高手，他的刀不止一把，他有讽刺的刀、有挖苦的刀、有幽默的刀……他以各种方式把社会的真实面目一一揭破。

青春呼啸而过，不觉间我已步入中年，文学作品相对看得少了，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一位作家――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再次让我的心灵感到了震撼。《狗心》、《大师与玛格丽特》等作品，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要比轰动一时的拉美魔幻派早半个世纪左右），透彻地展现了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而作家在“苏联时代”受排挤、受打击的悲剧命运，也让人唏嘘不已。

我要感谢俄罗斯文学，她是我人生的教科书，帮助我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尽管没有实现），她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精神世界，使我在并不如愿的生活环境中，保持着坚定的生活信念。

那春风中摇曳的老橡树刘平清

生命中，许多日子，不时闪过俄罗斯文学的影子。

20年前，鄂西北的一个小镇。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跌入人生最黯淡的时期。

一个偶然的机缘，已经在书橱里放了有些日子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列金》，走进了我的视野。夜深了，夜静了。合上书，我仿佛能够听到自己被拨动的心弦，发出轻轻的叹息声。我给译者，上海华东师大教授王智量先生写了封信。由此，生活翻开了另一页。一年多后，我走进了智量先生的书房，成为他的硕士研究生。

整整两年时间，在智量师的指导下，我和同门学兄学弟遨游于俄罗斯文学的海洋中，感受着普希金的抒情、莱蒙托夫的沉思、果戈理的冷幽默、屠格涅夫的清丽缠绵、托尔斯泰的博大细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冷峻尖锐、契诃夫的淡淡忧伤，高尔基的昂扬炽热……达吉亚娜、娜塔莎，彼埃尔、安娜、皮却林、奥勃罗摩夫、罗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仿佛就活动在我的周围。

只是读，撰写读书报告，随意写，然后自由讨论。智量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是何其芳先生的学生。他总是鼓励我们把基础打牢些，并不提倡我们早写早发论文。那是1990年代初，一个老先生就带几个研究生，没有一定要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才毕业的压力。

人生中，能够这样集中一段时间，暂别人世种种缠扰，朝夕沉醉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现在想想，简直是一种难得的奢侈。

毕业后，我并没有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一个远离俄罗斯文学的领域，为了工作，不得不硬啃更实用的书籍：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等。许多时候，甚至想，如果那时，把读俄罗斯诗歌、小说的时间，用来学一门实用的专业多好。但是，也许是积习难改，每当从艰涩的专业书籍中走出时，我总爱从书橱里找出那些熟悉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来读。

春夜，一个有月亮的都市的春夜。我似乎心有所动，走到书橱前，随手抽出《战争与和平》，翻开折页的第二卷第三部。

那是1809年的春天，主人公安德来公爵经过一片原野，一棵折断了许久，依然带着伤痕的老橡树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棵拒绝接受春天的蛊惑，不愿看到春天和太阳的老橡树，是这个隐居乡间消磨残年的中年男人内心的写照。但在住地，明亮的月光下，楼上窗口传来的一个年轻的姑娘爽朗的笑声，让他在归途上有了新的发现，那棵“苦闷”的老橡树突然间完全变样了：撑开帐幕般的多汁的暗绿色的枝叶，在夕阳的余晖下轻轻摆动着……安德来那颗经历过战场血与火的洗礼，经历过亡妻之痛，早已伤痕累累的心，突然间荡漾起一种春天独有的快乐和情新的感觉。

这段文字，我读过不知道多少遍。抚摸着书页旁多年前随手写下的感想，我哀悼着自己流逝的青春。但老托尔斯泰那不朽的文字，仿佛一道清泉，注入并激活了我不再年轻的心。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风格黄若王君

帕乌斯托夫斯基被尊为20世纪前苏联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短篇小说与散文，可谓精品迭出。常年来，这些短小的杰作一直在文学爱好者手中传阅，其魅力似乎是无穷的。

我想从《雪》说起，不仅因为它是所有文章中最好的几篇之一，也因为从《雪》可以瞥见帕氏写作的风格技巧。

《雪》讲的是女歌唱家塔季扬娜・彼德罗夫娜携女儿住进波塔波夫老汉家不足一月，老汉就过世了。塔季扬娜偶然读到老汉在黑海舰队当兵的儿子尼古拉・波塔波夫寄回家来的信，他说有空会回来看父亲。塔季扬娜明白了家乡和父亲对于那个年轻人的重要意义，她不想让尼古拉・波塔波夫失望。于是她将屋子布置得与波塔波夫魂牵梦萦的原来的家一样。波塔波夫在车站得知父亲的死讯，心灰意冷之时，重又在这个似已陌生的屋子里获得了家的感觉。两个善良的年轻人在这个特殊的空间里隐约地感到家的温暖和爱的绽放。

陌生人之间隐隐闪现的爱情似乎是帕氏青睐的题材。在这样一篇美文中，有很多感情元素：儿子对于父亲的深沉的爱（那一叠的信，对于家的日思夜想），前苏联人民的淳朴关怀（陌生人默默的帮助）等等。但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却是那闪烁的爱情的火光。《雪》中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男女在雪夜的互相关怀中擦出爱情；《烟雨霏霏的黎明》中一个替朋友给妻子送信的男人却与这位朋友的妻子产生了奇怪的感情；《野蔷薇》中在船上相遇的飞行员与女护林员之间的几句对话和一颦一笑孕育了刻骨铭心的思念；《夜行的公共马车》中青年童话作家与贵妇人在夜晚的马车里互生情愫，但这次年轻人为了头脑中的童话而放弃了现实中的浪漫。如此种种。帕氏笔下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奇特爱情时常出现，但却并不令人感到突兀。也许因为它们隐藏极深，而又如丝如缕出现得含蓄而小心，这种原始的男女异性吸引触入到周围山林和草木之中，显得极其和谐与自然，也使得帕氏笔下的爱情并非山盟海誓，却深入这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林中的每一片树叶，刻骨而铭心。这样的感情往往伴随着美好的误解和隽永的回忆。

说起帕氏的叙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对于环境有着异乎寻常的偏爱，而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渲染和衬托也几乎成了帕氏的标志。他熟谙林中每一种树木花卉的名称，擅长捕捉每一种生命的进程以及它们与人物思想情感的联系。他熟悉苏联的林带，描写起自然来极其优美，仿佛信手拈来。他的不少作品就以动植物为题，如《金色冬穴鱼》、《野蔷薇》、《一篮云杉球果》等。帕氏曾在随笔中赞扬普里什文描写大自然的高超技艺，而我认为帕氏的风格与普里什文有一脉相承之势，正因为有美妙的抒情文笔，帕氏的作品中情节的淡化才不太为人所注意，特别是早期作品。《雪》的结尾是这样的，塔季扬娜读罢波塔波夫情深意长却夹带着误会的信后，“她笑了，用手捂住眼睛。窗外是一片夕阳，不知为什么淡淡的霞光迟迟不落。”也许“淡淡”是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隐隐约约关怀与爱慕之精，“不落”的也正是他与她互相的默默思念吧。但有时所有情感都溶进了周遭的环境里，再也无力分出什么是景什么是情了。

帕氏的短篇集《烟雨霏霏的黎明》（曹苏玲、沈念驹译，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大部分作品都写于作者四五十岁的时候，包括51岁写成《雪》，53岁写成《烟雨霏霏的透明》，54岁写成《电报》，这几篇文章都已是公认的杰作了。所以应该说帕氏的缪斯一直是相当年轻的。

不能不说读帕乌斯托夫斯基是一次对俄罗斯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对那些普通人的光辉一面和不平凡的际遇。从他们身上我有时看见自己。

十余年情牵《当代英雄》 吴中联

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创作的《当代英雄》，生动传奇，诗情画意，引人入胜。其结构也很特别，是由五个相对独立的中篇组合而成的。在十多年里，我有时见其头，有时见其尾，好似遭遇神龙一般，经过了十多年才看到全龙。

最初是文革时期，我看的是一本破烂不堪的书，没头没尾，中间还有许多残页，只有《玛丽公主》一篇是完整的，作者是谁、译者是谁都不知道，感觉写得不错，遂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又过了几年，我在一本外国中短篇小说集中看见了一篇很奇妙的小说《塔曼》，作者是莱蒙托夫。

1980年，我买到了四卷本的《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二卷里收有莱蒙托夫的《毕巧林日记・梅丽公爵小姐片断》，译者是草婴。从简介里，我才知道《梅丽公爵小姐》（即《玛丽公主》）、《塔曼》均是《当代英雄》的构成部分，其余的还有《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宿命论者》。

1982年的一天，我从新华书店柜橱里看见了《当代英雄》，草婴译，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我喜出望外，一边赶紧掏钱，一边急切地请营业员把书拿给我。当我把书拿到手上时，心才放了下来。它不会被人抢先买去了！我一边接过营业员找的钱，一边连声说：“谢谢、谢谢！”我拿着书一路飞跑回家，迫不及待地翻读起来。那一个夜晚，我通读了《当代英雄》，仿佛畅饮美酒，如痴如醉。

《当代英雄》对于我，犹如心仪已久的女友，经过十多年的追求终于到手，我视之如珍宝。

2001年，我在一家书店淘特价书，看见书堆里有一本《当代英雄》，我拿起来一看，是翟松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印刷，用的1956年的版本，第二部的第一篇就是《玛丽公主》，我想起译林版吕绍宗译的叫“梅丽郡主”，草婴译的叫“梅丽公爵小姐”，那么我以前看的残书定是翟松年的译本了。

别林斯基说“《当代英雄》属于纯正艺术”，是“高耸在当代文学沙漠上”的“茕独的金字塔”。这么好的书，应该是被抢购的书，怎么会特价呢？是现在的人们不喜读书了，还是懂得好书的人少了？捧着这本《当代英雄》，我既惋惜其不被珍视，也有一种喜悦，一种有缘千里来相会的喜悦。这是我少年时代读过的本子，遂买了下来。

对高尔基《童年》的不同解读谷羽

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学者或批评家往往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帮助我们思考。

比如，在刚刚出版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高尔基”一章，我就看到了对小说《童年》的不同解读。我原来读过的是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书中对《童年》是这样介绍的：

《童年》写的是阿辽沙・彼什科夫在外祖父家的生活，直到母亲去世后，将他送到一家鞋店当学徒为止。（包括的时间是1871至1879）阿辽沙虽然生活在万恶的小市民当中，但是在不见光明的染坊里，还有着生活的一线光明，那就是外祖母的存在。外祖母卡希林娜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童年》写到第四章时，他写信给编辑说：“它的标题应当叫作《外祖母》，而不是《童年》。”由此可见，作家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思想活动。他将强烈的爱全部倾注到卡希林娜这位善良的俄罗斯妇女身上，是她给了作家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童年》里也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但尽管如此，全篇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生气，沸腾着乐观主义精神。关键在于作品中写的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传记，主要勾勒的也不是自己的肖像，主要讲述的也不是他个人的命运，他是把自己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将个人的命运与俄国人民的命运一起来反映，因此，这部写童年的作品超出世界文学遗产中一般作家所创作的，描写自己童年的作品。（第二卷，第119-120页）。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则引用了俄罗斯侨民作家、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来解读《童年》：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中篇小说《童年》中发现了高尔基的命运与俄罗斯的历史悲剧之间的联系。按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俄罗斯悲剧的症结在于它的民族灵魂中有两种因素――西方因素和东方因素。他在外祖父形象中发现了西方因素，而东方因素则体现在外祖母的形象身上。梅列日科夫斯基有意识地用大写字母标出高尔基这部自传体中篇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借以强调他们的象征意义。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俄罗斯的‘双重心境’遗传给了高尔基本人。在他身上交融着两种平衡的意识――外祖父的意识与外祖母的意识。因此，他用心爱着外祖母――恭顺、自由、圣洁的旧教派信徒，而在理智上则更喜欢外祖父，老人家身上体现着实干的意志。‘外祖母让俄罗斯变得无比广阔，’梅列日科夫斯基写道，‘外祖父则测量她、复制她，聚敛财富，可能还想变成可怕的富农；可是如果没有外祖父，外祖母就会懒散，就会像发酵的面团一样发胖。总之，如果俄罗斯生活里只有外祖母而没有外祖父，那么不用佩切涅格人、波洛韦茨人、蒙古人、德国人入侵，自己土生土长的蚜虫就能把神圣的俄罗斯活活地给吞噬了。’当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也不能被看成是终极真理。他的诠释和他许多其他的诠释一样存在‘缺陷’。无怪乎高尔基本人对‘双重心境’的说法持有异议。不过作者《并不神圣的俄罗斯》这一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作家的命运。高尔基艺术家与政论家两种身份的矛盾不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第二卷，第59页）。

两种解读都涉及了作家与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关系，作家与俄罗斯的关系，观点有相近或相同的地方，但是切入的角度、思考的深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个人觉得，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苏文学史》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帮助我们理解作品；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从哲学和文化角度，进一步体察俄罗斯性格的内在矛盾。